一、何谓东亚模式 作为非欧模式的东亚模式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注：这里所指的东亚是广义的东亚，即狭义上的东亚加上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诸国，其中中国的情况在这里不加讨论。）。东亚模式是指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在内的，经过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范式。它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广泛内容。 在政治上，东亚模式的特征是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二战以后，东亚国家普遍实行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集权主义，又不同于第三世界的个人（集团和家庭）利益型集权政府。这种政权基本上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有效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迫切任务而建立起来的集权制政府。它对政局采取强制性稳定的统治方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强制性稳定，虽具有一定的不可靠性，甚至有极大的危险性，但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而那些具有专门知识和专业特长的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则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功臣。 在文化特征上，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被称为“东方情感型”模式，它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不同。根植于新教伦理的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的特征是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情感型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和崇尚集体意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主张用伦理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这种情感型文化通过东亚新兴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形成了关于伦理道德和正确人际关系的亚洲价值观念体系，对东亚经济与政治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被认为是保持东亚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亚洲的经济运作则立足于这种独特的价值观。 关于东亚现代化模式，学术界有着广泛的争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罗荣渠先生提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基本演变形式：日本型、韩国型和中国型。日本学者若菜隆从类型转换的角度提出“国民国家型”、“国富类型”、“工业化类型”和“对抗类型”及其向“地域圈类型”、“民富类型”、“后工业化类型”和“共存类型”的转变。日本学者小林加多士则从东亚现代化的推进者属于有别于欧洲的一种集团人文类型出发，认为它的首要特征就是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注：参见罗荣渠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东亚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这一特征决定了东亚在现代化过程中强烈的主体自觉，在动员传统以及现代资源方面与西方的自发方式有着较大的不同。为强调这些特征，我们选用“政府主导型”来指认东亚现代化的模式，这一术语的核心便是国家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府主导型”并非指能够完全替代市场起作用的经济体制，而是指“政府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最充分的利用人们的动力和信息”，青木昌彦等学者称之为“市场增进论”。（注：青木昌彦：《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这一点正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所必须的。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东亚模式的精髓在于：市场竞争是充分的，政府的势力是强大的，政府的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东亚模式中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均衡。 “东亚模式”中的日本，在短短30年间恢复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与美、欧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三足鼎立之势；“亚洲四小龙”，由贫穷、失运之地变为新兴经济明星，被国际组织列为“经济发达圈”的成员；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也因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称赞。东亚经济保持30年高增长而没有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即使战后两次使西方国家大伤元气的石油危机也未能中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历史的渊源来看，“东亚模式”在一定时期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那种完全否认，甚至主张抛弃东亚模式的看法并不能令人信服。 要正确理解东亚模式中政府的独特作用，就需搞清楚东亚为何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首先，应考虑东亚早期工业化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早期的东亚各国（地区）无论在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等天然形成的因素方面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历史积累的条件比较低劣。这种状况至少在理论上为政府发挥更积极的影响提供了依据。同时，基于这样的现实，政府的作用不仅局限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和秩序，而且在很多领域直接参与调节经济活动。其次，要考虑到东亚工业化的初期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格局。在东亚开始工业化时，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处于发达状态，为摆脱落后状态，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东亚的政府精英普遍信奉以“赶超”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哲学。“赶超”战略没有政府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再次，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巨大影响，在50—70年代，政府干预的合理性被各国奉为政治经济学正统观念。最后，就是东亚的文化背景，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东亚选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