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要了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目前的变革和它的第三条道路，离不开了解美国民主党的变革和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当然，克林顿道路影响巨大与社会民主主义自身有变革需求密不可分。 一、几点主要影响 克林顿主义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不仅巨大，而且涉及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执政方式等多个方面，这里谈的只是几个主要之点。 1.新经济的昭示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已达创纪录的108个月。 这种在信息网络产业革命推动下出现的“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低财政赤字”的新现象被称为“新经济”。尽管它近来受到股市剧烈动荡的威胁，经济周期延长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是世界上众多国家梦寐以求的增长方式，尤其得到欧洲政治家，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青睐。原因很简单，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面对落伍的欧洲长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自己也因此一度危机频发。 危机出神权，榜样出力量。对危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来说，这个神、这个榜样就是也曾呈衰落之相而后生，并创造了新经济的美国。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不全是克林顿的功劳，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里根执政时搞的压低工资成本的“劳动市场自由化”，美国金融业的变革和高效服务体系的完善，特别是美国家庭贷款消费的乐此不疲和甘冒风险的股市投资激情都是新经济成长的因素。但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变革同样功不可没。他为发展经济制定超出传统左右翼限制的方针政策，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采纳格林斯潘的“债券市场战略”驱动私人投资转向股市，改革福利和税收制度，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及推进经济全球化开拓国际市场等做法，都明显有益于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使之能通过畅通的渠道融得必不可少的风险投资，进而在鼓励创业冒险的激励机制下和广阔的市场中顺利扩张。 市场崇尚强者，新经济的成功是社会民主主义认可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动力。为此各国社会党领导人布莱尔、施罗德、达莱马，甚至被称为旧式左派分子的若斯潘、拉方丹都纷纷向克林顿取经，盛赞美国经济“具有竞争力”、“有活力”，是“经济发展的典范”。（注：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1期，第21、22页。）他们把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莱茵模式和克林顿模式相结合，再根据本国的情况规划经济振兴的蓝图并加以实施。目前，英、法、德经济都已经有不少起色。 2.福利制度的变革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在70年代中期后进入危机期，依靠凯恩斯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仅失去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由于失业和老龄人口增加已难以为继，突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和养懒汉弊端更是遭到广泛、激烈的批评。这一切使该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怎么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有自己的探索，但也有借鉴，借鉴的主要对象就是先一步动手的克林顿的相应改革。 90年代初期的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在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民主党政府不断扩大和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里根、布什等共和党政府的紧缩中已经度过了50来个春秋。它虽然作为美国现代化进程中防范社会动荡的安全网已经植根于美国现代经济运行机制中，但是危机也已表现出来：福利保健开支连年猛涨引发的赤字和财源危机；将照顾老弱病残幼视为政府和社会之事的家庭观念淡薄危机；还有就是老龄化、高龄化危机。在这种医保仍需完善、相应费用已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克林顿开始了克服这些危机和对历史上民主党、共和党相关政策扬长避短的改革。 克林顿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强调责任感，变救济福利为工作福利。他在为赢得总统连任发表的一篇专著中写道：“没有哪一个问题比福利问题更能说明个人的责任的了。15年来——这要追溯到我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时候——我一直致力于福利改革，使之成为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注：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经过和共和党的激烈讨价还价，1996年8月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与1935 年罗斯福新政以来达61年的福利政策相比，最主要的变化是：结束了联邦政府对穷人没有限制的福利补助，规定多数贫困家庭享受补助时间为5年； 同时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需在两年内找到工作；州而不是联邦政府有权决定分配使用联邦有限援助资金；取消对新移民的福利资助和食品券待遇。（注：参见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90页）另外，克林顿还极为重视教育投入，把教育看做发展经济、减少失业和落实工作福利政策的重要举措。 克林顿的福利改革思想和实践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布莱尔就多次强调“责任是工党的价值观”，认为个人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从而真正实现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有予有取”，即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他坚信福利国家改革的核心是“改救济为就业”。对失业者来说，支持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是注重保障和风险合理平衡，促使当事人学习新技能，接受新工作或冒险进行新创业。 3.中产阶级的情结 今天的美国贫富悬殊虽然比欧洲明显，但从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来看，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可划入中产阶级范畴。实际上，历史上的美国由于有西部淘金的路可走，雇主对雇员的盘剥远没有原始积累时期的欧洲来得残酷。因此早在18世纪美国就开始中产阶级化了，“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已经把自己的社会说成是‘中等阶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注：[美]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从那时起， 美国中产阶级的构成虽然有变化，但它所拥有的人数，所拥有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法律意识则始终被认为是“决定政治最后去向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