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非政府组织正呈现蓬勃生机，这种现象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却显得尤为重要。非政府组织是指那些私营的、非赢利的、专门性的团体，有着明显的合法特征，关心公共福利的目标。在发展中地区，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基金会、宗教发展协会、学术思想库和其他关注诸如人权、性、健康、农业发展、社会福利和环境这类问题的各种组织。其他一些非赢利组织，如私立医院和学校、宗教团体、运动俱乐部等也包括在内。在当代非政府组织的文献中，非政府组织与人民团体不同。人民团体包括地方上的社区协会和合作社，农民协会和工会，但是不包括其他职业或商业协会。人民团体通常被认为是亚类型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兴盛的原因很多。第一，工业化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机构，通过大量的援助，引导发展中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伙伴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1990年，北方的非政府组织提供72亿美元（相当于官方援助的净支出的13%）给南方非政府组织和人民团体。第二，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一直遵循上述的一套做法。在新自由主义对国家不抱幻想的氛围中和来自会员国的压力下，多边的援方及其双边的伙伴，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流向南方的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总额大幅度地上升。例如，从1981年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国会的要求下，最低不少于其经费的12%流向非政府组织。第三，以前许多对非政府组织冷漠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被迫进行180度大转弯， 并允许非政府组织涉及社会—经济项目。第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前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高度结合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崩溃于以社会动员为主题的转变当中。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莱曼（Lehmann ）认为：“在大型的正式组织的地方，我们发现大量小规模的分散的运动，这些运动涉及各种各样的冲突。”紧接着，非政府组织需要在发动和维持这些无数的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个被忽略的案例 在发展中地区，非政府组织已成为重要的新的政治角色。然而，政治学家对过去10年非政府组织兴盛的文献作出的贡献实在太少。结果是，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出来。例如，在爱德华（Edward ）和休姆（Hulme）看来，最根本的是： 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至少在政治过程民主化上，它们所假定的作用同其在提供福利服务上所起的作用一样富有成果，但是极少的文献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非政府组织——被认为对“民主化”和正式的政治过程有作用。 面对着非政府组织发动的“结社革命”，为什么在非政府组织文献政治的向度上如此缺乏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政治科学文献中有着反制度的偏见。正如马奇（March）和奥尔森（Olsen）认为：政治科学文献是以五个倾向为特征，这五个倾向使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限。这五个倾向是：情景主义（把政体看作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并且拒绝把它区分开来）；化约主义（把政治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结果的汇集）；工具主义（仅仅从对资源分配的决策的视角来看待政治，忽略政治在围绕符号、仪式、典礼的意义发展上的作用）；功利主义（把政治行为看作是源于自我利益的算计，而不是源于责任和义务）；最后是功能主义（历史被一个为达成唯一的合适均衡的有效机制所决定，而不是为欠适应性和非唯一性提供可能）。对非政府组织涌现出的政治含义的分析遭遇到这些问题，特别是拒绝把非政府组织看作是在塑造政治对话和动员集体利益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工具。 社会运动理论，包括有关“新的”或“当代”社会运动的文献在内，也说明了这些问题。一般而言，社会运动理论一直忽略了非政府组织形象。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文献，大多数是由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分子或与其资助的机构的关系密切的社会科学家提供的。结果，研究的议程很大程度上是由资助推动的。然而，极少的资助涉及政治复杂性或非政府组织行动的活力，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急不可待地忽略它们。发达地区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在给南方的同伴政治活动提供资金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援方也拒绝承认对发展中地区非政府组织的资助的目的，在于增强权威政权的对立面。 因为援助机构在提供研究资金上的作用，所以当代非政府组织文献把非政府组织主要看成是社会发展机构，掩盖了早期研究中对政治角色的关注。 无法避免的是，政治和别的社会科学家未能对兴盛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的研究，再加上推动研究所投入的利益作用，已带来对非政府组织的意识形态一种不十分清晰的规范解释。自由主义者把非政府组织看作是对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制度缺陷的修正。而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把非政府组织看作是私营部门的一个部分，具有社会—经济的重要性，表现在为穷人提供廉价的、有效的服务。然而，对左派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而言，非政府组织表达“新的政治”的希望，新的政治躲开成为国家权力的俘虏和逃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集权化运动，但是继续承认社会的结构转型。 使政治回归 为什么非政府组织兴盛？非政府组织行动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什么？非政府组织用何种方式干预政治，干预的程度又如何？已有的文献对这些问题做了初步的回答，但是发展中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和发达地区的自愿／非盈利组织或利益／压力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这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塞西（Sethi）认为在印度，正式代表制的萎缩， 为非政府组织数量的“爆炸”提供了“燃料”。谢司（Sheth ）写道：“政党不管是在政治意义上还是在区域意义上，已失去民族性的特征。它在使新的集团正式参与政治上的作用相当程度上被减弱了。他们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已大幅度地下降了。”在菲律宾，情形相似，争取菲律宾民主党，1994年在全国只有1500名成员，而菲律宾共产党，1993年取得合法地位，传统上是菲律宾最大的政党，在80年代的后期只有3000名成员。在1991年，工会的成员只占劳动力的13%，同样不能为了稳固有效的民主制度而利用政治参与。因此，在菲律宾和印度，非政府组织有助于填补因政党和工会的弱化而带来的制度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