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在东欧则主要表现为西化和反西化浪潮。美国国内对是否应该介入东欧的西化进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反映出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霸权心态。美国北约东扩战略的出台就是这一心态的反映。 一、美国提出北约东扩战略的全球化背景——东欧西化与反西化浪潮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因而出现了西化和反西化浪潮，原东欧、苏联是这一浪潮的中心地区。美国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了西化东欧的北约东扩战略。 1.全球与东欧西化浪潮。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市场体系向全球推进，曾经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大力实行市场化改革。东欧国家的改革更是大刀阔斧，各国以西方模式为样板，聘请西方经济专家为顾问，运用“休克疗法”，全面进行私有制改革。他们都把争取融入西方、加入北约、“回归欧洲”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各国全方位调整本国的经济体制，以求同西欧接轨。经过几年的改革，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都有不同程度发展。一是所有制改造取得成效。小私有化已基本结束，商业及服务性行业的私有成分达70—90%，这一领域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如波兰至1992年中，私人经济分别占建筑、运输、商业部门的75.4%、20.7%和90—95%。二是对外经济关系活跃，吸引外资取得成效。各国实行外贸自由化后，对外经济关系相当活跃，尤其对西方的经济关系已有一定发展。如捷克1994年上半年引进外资13.58 亿美元。美国主导下的东欧西化进程取得初步“战果”。政治上，20世纪后期全球出现了西方民主化浪潮，“‘全球性的民主革命’可能会产生有利于民主化的外部环境”[1]（第352页）。东欧也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发生剧变，出现大规模动荡局面。原东欧各国均进行了西方式的政治改革，各国先后修改或重订了宪法，从法律上明确了国家政治体制形式，同时制订了政党法、选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使国家权力机构和最高领导的职责范围开始分明，政党间的政治斗争逐步纳入法治轨道，政权更迭依法和平进行。“美国必须抓住由于冷战胜利结束而出现的机会”[2] （第279页），稳定东欧的民主化成果。“在美国领导人看来， 只有将北约向东扩展，才能确保这一地区的民主改革不至于倒退。”[3]（第148页） 2.反西化力量的反弹。东欧在取得改革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困难。东欧各国大私有化举步艰难。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期间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和所有制转换政策失调、金融体制不完整、财政严重困难、有关经济法规不健全、持续数年的经济危机及生活水平下降等使人们对右派政权丧失信心，产生怀旧情绪。严酷的现实使人们明白了，迅速过上西方式的生活只是幻想，急速转轨迫使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当前社会并非是他们向往的那样，失业率、通胀率居高不下，人们开始怀念过去安定的生活，并寻找能保护自己利益的政党，而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基本反映了他们的心愿。人们的政治倾向开始左摆。有些国家出现了罢工浪潮，其中波兰尤为突出。1992年1月，波兰连续发生3次大规模罢工，8 月又发生工潮。这一变化助长了极右势力的抬头，一些人参加光头党，公开佩戴法西斯徽章，散发排外、反犹太人传单。一些极右政党与他们勾结，形成一股法西斯势力，一些外籍人惨遭杀害。许多人认为形势的恶化是西化的结果。东欧形势有出现倒转的可能。美国当局感到：“巩固的民主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在一些国家维护民主的条件不够充分的地方出现倒退”[1]（第352页）。 使美国感到更加忧心的是，冷战后“主要来自于世界一体化或者说被世界一体化所加强”[4]（第230页）的国际安全的威胁——民族冲突成为冷战后东欧地区局势不稳的主要危险。尤其是原南斯拉夫解体后，各共和国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激化，有的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巴尔干成为二战后欧洲最大的热点。而俄罗斯的局势并不明朗，经济连续下滑，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抬头。美国认为，欧洲安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把正在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转轨的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纳入西方的安全体系，彻底消除欧洲东西方间的分界，维护和巩固冷战的“战果”。从长远看，中东欧的“情况可能是大的和新的政治危险的根源”[5]（第167页）。因此，彻底西化东欧，填补中东欧“真空”是北约的当务之急。 二、美国实施北约东扩战略的国内背景——问题与辩论 冷战后，美国国内对北约是否需要东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流观点有两派：反对北约东扩和支持北约东扩。 1.反对北约东扩。反对北约东扩的战略家主要从短期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反映出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他们认为，北约东扩会造成新的分裂，会增加美国的负担，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利益。乔治·凯南认为，北约东扩是一次危险的赌博，是整个冷战后美国政策最大的错误。凯南预言，美国所主张的北约东扩将刺激俄罗斯民族主义，促进反西方倾向，滋生俄罗斯军国主义，妨碍俄罗斯民主进程，还可能造成欧洲新的分裂，重现新冷战。凯南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俄罗斯脆弱的经济，虚弱的民主，心怀不满甚至充满屈辱感的军队使俄罗斯成为最具不确定性的国家。它本来就对现状感到不满，更何况还要它接受损害其利益的北约东扩的现实。费雷德·伊克尔、保罗·尼采等一批军控专家也反对北约东扩。他们认为，北约东扩会促使俄罗斯加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战略武器方面的实力。原克林顿的顾问，现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的曼德尔鲍姆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北约东扩及北约—俄罗斯协议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他主张中东欧国家的民主不需要外界的刺激，让其自发地发展壮大会更好。西方的刺激，不仅无助于促进那里的民主，反而还会起反作用。本来那个地区并不存在什么威胁，是西方自己制造了一个威胁。西方应该给中东欧国家留出自发变革的时间和空间[6]（第52页）。 反对北约东扩者的第二个担心是北约东扩所需要付出的额外成本会超过本国所能承受的限度。纳税人可能是不大情愿这么干的。将来这些后果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都将发生在欧洲。欧洲将要承担本来可以避免的新对抗的成本。前美国高级国防设计专家瓦尔特·斯特莱认为：“谁将承担北约东扩的费用？我想一定是美国。”[7]（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