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全理念的探索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构架是几乎所有西方政治学派关注的中心问题。在理想主义者那里，人们一直追求一种永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而在现实主义者那里，安全则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因此，就所有的安全理念而言，现实主义流派总是最具影响力的。其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基点不像理想主义那么抽象，也在于它总能深刻而准确地对现存的霸权者作出中肯的批判，因而它的安全观对国际关系领域中权势国家之决策人的号召力就显得更加实际。当今时代安全问题的内涵与外延的增加迫使人们站在更加广泛的高度去研究这个问题，从而出现了试图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进行折衷的思考方式，“温厚的单极和平”论就是一个代表。它针对新的世界形势和霸权的发展对安全理念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从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思维内容。 一 长久以来，安全问题研究的重点对象是国家。首先是在什么人性上建立的国家，然后，由此推导国家间关系，并提出稳定国家间关系的要素。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史》中借雅典人的口说：“我们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扩张统治势力……（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商务印书馆1960版，第421页。）由此， 修昔底德为现实主义的安全理念定下了两个基调：一是人性好斗，二是所有国家追求的就是权力最大化。到了英国人霍布斯那里，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安全感的。所以人们让出了自己的权力，建立起一个权威赫赫的、如圣经中的海中怪兽一样强大的国家。这是唯一能确保国家与个人安全利益的途径。修昔底德与霍布斯的思维方式在欧洲国家的安全思想中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来，传统的现实主义成为欧洲国家政治家们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主导思想。 1948年，汉斯·摩根索出版了《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使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摩根索对建立世界安全体制的思考也是从人性角度出发的。摩根索大量引用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描述来解释他对人类自私与权欲的看法。在他看来，权力争夺是无所不在的，从家庭的主导地位直至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摩根索强调，由于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与缺乏绝对权威的特点，所以整个国际社会是松散的，也是不稳定的。国际法也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是不可靠的。在这样一种色调灰暗的世界中，确保国家间的安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条件是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已经达成一定的谅解，使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程度得以大大减弱。鉴于摩根索对所谓的国际努力如裁军和国际组织的力量不持乐观态度，因此，他的世界安全模式就是拥有一个强大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社会，它是霍布斯“利维坦”的扩大版。（注：摩根索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现实主义道德原则的分析中，参见肯尼斯·W ·汤普森修订，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20页。） 摩根索对安全问题的思索把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理念推至顶点。其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只不过是在他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现实主义并没有触动传统现实主义对人性和世界存在形态的基本看法。但是，新现实主义把它的基点落在了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一特点的考察上。它以宏观的视野看待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把经济生活中以收益与成本差额计算利润的评估方法引入了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使得安全的概念更加生动形象，也使“国家体系结构”这一概念更加明确。（注：刘靖华：《力量均衡：还是制度霸权》载《欧洲》1997年第1期，第8页。）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在一个没有秩序的国际社会中，权力较大的行为体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在采取行动挑战现有的安全模式时，必须具备充足的条件，否则就是不理性的，要受到惩罚或付出代价。所以新现实主义看中均势。虽然均势可以被打破，从而带来新的不安全状态，但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还强调一个国家在采取行动时的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比例。因此，在新现实主义者心目中，霸权下的均衡如两极体制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双方互知对手，也有能力控制各自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多极的世界中不安全的因素太多，从而造成世界的不稳定状态。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对其国家安全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安全理念。反过来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它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也是现实主义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从一个区域性的大国推向了世界的中心舞台。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和美国在其中所处的地处，使得美国逐渐把世界的每个角落看成自己的安全范围，并在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中逐渐确立起自己的霸权。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的行为完全印证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理念，摩根索以力量制约他国非分之想的观点得以实现。（注：摩根索的这一观点参见汉斯·摩根索：《又一次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载斯坦利·霍夫曼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另外，现实主义对国际社会无序性的看法以及以军事实力保障霸权的思想被美国的决策者接受，但是却造成了误解，其后果是引发了美国人的多米诺骨牌的联想。美国人认为弱小国家会被一个敌对的霸权所俘获，并沦为其盟国。这一思维方式导致了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年间，频繁地卷入亚洲地区的国家冲突中。对于这种做法，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者还是新现实主义者都是持否定态度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既要从单一特性考虑去理解问题，以保证思维清晰，也要兼顾其他特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一国的准则是不能凌驾于它国之上的。正如摩根索阐明的：“最崇高的集体道德是‘审慎’（Prudence），不考虑政治后果就在国际上采取所谓维护道义原则的干涉行动，才是不道德的。”（注：摩根索：《国家间政策——寻求权利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20页。 ）这无疑是对美国人强烈的意识形态责任感浇了盆冷水。在新现实主义那里，问题就更加显而易见，美国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代价太高。尤其是多米诺骨牌的思维方式，抛弃了国家的地缘、文化和国家对外来统治可接受的程度等诸多因素，所以显得更加不切实际，因而遭到了现实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注：对多米诺骨牌的否定参见P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199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