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文明以来，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消除和避免国际冲突的理论和设想，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帝国、大同、共处三种安全思维和机制模式。当我们思考21世纪国际安全的时候，有必要在比较中选择恰当可行的国际安全思维与机制。 一、“帝国”的思维与机制不能给世界带来安宁 关于国际安全的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思维和机制，莫过于帝国的思维与机制。 人类告别野蛮，同时也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对生存环境和生活必需品的争夺。及至阶级出现，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就形成了“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即国家。（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页。）国家担负的抑制和调节国内冲突的使命， 使人类质朴地希望有一个国家之上的权威来仲裁国家间的争端。在现实的较量与对抗中，势力最强的国家统治者乃以霸主之尊充当国家之间的仲裁者的角色。但霸主们一般并不满足于“仲裁者”的地位，当把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大到国家之间时，帝国的机制便出现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几百年争霸的结果是秦统一中国， 建立高度中央极权的封建帝国， 后经两汉400年的发展，东方封建的“帝国”机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 这与古埃及、古罗马、古代波斯、印度的帝国直到后来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以至稍晚些时候的俄、英、法、西、荷、葡等帝国，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代的帝国思维，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帝王的至高无上性。帝王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与代表，是高居于万众的权威，亿万民众对帝王的信仰近于迷信，对帝王的服从近于盲从。帝王是太阳，民众是万物；帝王是雨露，民众是“草民”，离开帝王的雨露阳光，世间万物将枯萎死亡，帝王是上帝、神灵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二是征服的崇高合理性。不断扩充疆域是帝王、将军们最大的事业；天下一统被视为消灭战乱、达到天下太平的终极目标，于是征服成为崇高伟大的事业。为了这一目标，手段的道义性服从于有效性，无论是“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换言之，不管是暴力征服，还是道德感召，历史总是胜利者的历史，在征服者面前“识时务者为俊杰”，挑战征服者、反抗征服者应当担负战祸的罪责。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讽刺的那样：战争的发生与其说是征服，倒不如说是防御者的反抗。（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第166—167页。）征服者总是希望和平地占领被征服的国土。三是统治思想的排他性。在奴隶制的、封建印记的帝国思维中，统治的思想就是帝王的思想。为求帝王霸业的稳固，不容许任何动摇帝国的思想存在。帝王们事实上都将思想视为平定天下的基础和前提。“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注：《礼记·大学》篇。）秦始皇焚书坑儒，力图消灭不同的声音；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力求用儒教的纲常伦理维系大一统帝国的巩固。在某些政教合一国度里，更是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地位。 与这种“帝国”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健全的帝国机制。森严的等级制度、严酷的赏罚制度和高度集权的专制机制。构成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维持专制独裁统治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下的安全少则几年、十几年，多不过几百年也难免被颠覆。一方面它受到人民革命的冲击，另一方面受到别的新兴帝国的挑战。 给古代帝国带来灭顶之灾的是近代资本的出现。资本及其拥有者推动的资产阶级革命，以金权否定特权，以平等否定等级，以自由否定专制，以民主否定独裁，最终在世界范围内颠覆了封建的、殖民的帝国。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打开世界市场，借助现代化的暴力，随着航海探险和资本拓展市场，开拓了比任何封建帝国都要大的疆域。及至后起帝国为争夺市场而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帝国的思维与机制声名狼籍，成为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众口一词所批判的对象，帝国主义制度的消灭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 但是，帝国思维和机制却表现了顽强的再生能力，连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染上了“帝国”的病毒，走上了争霸之路。而传统的资本帝国则以新的面目出现：以负责的领导者的姿态改变传统征服者的形象；以经济制裁，军事干预两大手段的交替使用或综合使用取代单一的扩张侵略；以“人权”、“人道主义”价值观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单一价值观。以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为标志，“人道”的或“仁慈”的霸权使帝国思维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由传统的特权帝国经由“金权”帝国发展到了“人权”帝国的阶段。在“人权”帝国里，决策机制是“民主”的，讲究共同决定；征服行动是“联合”的，不再是个别国家单打独挑，而是“多国部队”式的联合行动；行为目的是崇高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按这种新型的“帝国”思维，借助“预防”性干预，可以达到“集体安全”的神圣目标。但从科索沃战争以来的现实看，这种新的帝国思维实在跟旧的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强权政治没有太大的区别。被称为“新干涉主义”的帝国思维，只能使并不太平的世界更不太平。 二、“大同”的思维与机制依旧是美好的理想 出于对“帝国”思维导致的争霸的憎恶，古代思想家从另一个思路思考国际安全之道。在东方，处于乱世中的儒家弟子依托孔子之名，把想象中的称为“大同”的和谐的田园诗般的美景作为理想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有，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注：《礼记·礼运》篇。）无独有偶，这种“大同”理想在西方也有它的“知音”，比孔子出生稍后的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这是一个不允许有私有财产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共同体。（注：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1—232页。）但是，企图让人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提倡“天下为公”，对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财富并不丰裕的现实社会来说，实在是很难实现的目标，因而只能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束之高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