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人类的生产与活动不断破坏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和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结果，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制度使然。日本学者岩佐茂指出：“日本公害的教训，把围绕公害产生的对立意见全部表达出来了。换言之，也可以说是资本的逻辑与保护环境维护生活的逻辑的对垒。”（注：（日）岩佐茂：“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与价值”，《哲学研究》1994年第1期。）进一步说，“由于外部效果之产生， 源自人类多不将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列入考虑的本性，以及财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不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是计划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无法避免公害太多（环境污染）和公益太少的问题。这就是环境污染的根结所在。”（注：萧代基：“从经济学看环境问题”，台湾《中国时报》1986年5月28日。） 环境问题既是人类社会制度运作的负面效应，其产生后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各国的行为方式产生反作用，推动国内、国际制度变迁，促使人类自省。 从国内层面说，以环境问题为突出表征的全球性问题对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提出了严重挑战，催促各国早日建立起既满足代内公平又促成代际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各国主权行使越来越受到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协调之掣肘，内政与外交领域环境问题的分量越来越重，国内立法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协定、国际环境法的影响，并增加该国承担相应国际环境义务方面的内容。不仅如此，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也在“绿化”，也就是说，生态环境保护已越来越成为一国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它以人对自然的民主丰富着传统人与社会间的民主，使得一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政治民主化发展愈来愈以尊重自然、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类生存发展环境条件为前提。不仅如此，环境问题给一国及其公民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推动了越来越广泛的力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推动了妇女参政，进而推动着政治社会化进程和政治系统功能的日益完善，推动着国家统治职能的相对弱化和政治内涵由斗争型（权力政治）不断转向管理型（权利政治）。此外，绿色运动的蓬勃兴起，绿色政治组织（绿党）的日益活跃，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政治秩序与政治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注：参见拙文：“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8年第4期。 ） 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指出，“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它也是引起和加快经济衰退和社会解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注：法国《世界报》1996年2月27日。 ）环境问题对一国的深刻影响由此可略见一斑。不仅如此，环境问题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早已超出了国界，对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甚至广泛的国际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催促和推动着国际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二 环境问题对国际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均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与国际制度文化等方面。 （一）环境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内容与形式 1.国际社会状态。正如1972年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讲话指出的：“历史上的任何危机都没有象环境危机在这样的程度上突出地表明各国的相互依赖。”（注：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2年6月9日电。）国际间相互依存正是现代国际制度变迁的系统氛围与基础。由环境问题为主要表征而突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极大地超越了传统国家主权的孤立与狭隘，推动了全球外交、全球政治的兴起和发展，为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制度变迁指明了方向，规定了职责。而且，围绕环境问题而展开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斗争与合作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大大推进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和区域一体化发展。 2.国际社会主体。国际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尖锐化还推动了各种非政府间组织的建立与兴起以及国际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对传统上把民族国家视为行使保护环境的唯一单位提出了挑战，国家成为与非政府组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一道合作的对象。二战以后，随着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显著，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大力推动有关国家在环境领域建立各种各样的国际体制，来规范各国的行为，调整各国在特定环境问题领域的关系。结果，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被纳入国际环境条约的调整范围，每个环境条约的缔约国的数量越来越多，环境条约所规定的环境保护水平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最主要的全球性组织——联合国的角色与作用也受到了全球环境危机的巨大挑战。以环境问题为主要表征的全球性问题成为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强大反面动力，如何协调各国与联合国、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关系是国际社会主体面临的巨大挑战。 3.国际社会新热点。环境安全、环境冲突、环境外交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新热点，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甚至是一个和平和安全的问题”；（注：加拿大环境与和平组织代表托里（Ralph Torrie）在渥太华举行的WCED听众听政会（1986年5月26—27 日）上的发言——引自《我们共同的未来》，第289页。 ）“冲突的起因不仅仅是由于国家的主权受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胁，还可能由于环境退化和发展的条件遭到破坏。”（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编著：《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正因为如此， 围绕生态环境问题的环境合作与斗争已演变为外交领域的重要内容。实际上，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就可以认为是环境外交活动的开端，“环境成为启动停滞多年的南北对话的重要筹码。甚至有人说：二氧化碳的削减已成为‘新冷战’的焦点。”（注：王毅：“共同利益与深刻分歧——国际环境外交的现实图景”，《东方》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