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主权国家的职能变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不仅是指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而且包含着某些国际关系行为体出于其利益与理念的考虑而人为推动的因素。如，欧洲一体化既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及其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们多年来人为推动、苦心经营的结果。可见，全球化作为一种动态历史进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向度，即主观向度和客观向度。但不论是主观的推进还是客观的进程，全球化的规模正在日益扩大、速度空前加快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方面，全球化为人类创造了交流、创造、互补的条件和机遇，加强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的相互联系，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不利于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主权国家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最基本单位，是最主要的行为者。它历经300 多年的发展一直影响着国际政治局势。在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主权国家主要有两种职能，即对内主权职能和对外主权职能。一般而言，“对内主权指的是对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排他性。对外主权则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有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外交方针、处理国际事务、并享有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的权利”（注：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国家主权，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才能真正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参加国际交往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日趋多元化及其职能作用的变化，不仅增加了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的脆弱性，而且对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提出了挑战。导致了国际关系的日趋微妙。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力逐渐越过了一国的国界，向全球范围内扩展，尤其是二战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才日益活跃起来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之势。仅以国际组织为例，据统计：一战前夕大约有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70 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到1940年国际组织的数量也不超过600个；而90年代初， 全球国际组织就增至近5000个（注：参见.Charles W.Kegley.Jr,Eugen R.W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 and Transforma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155。）。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不仅大大拓展了国际社会的空间，而且对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关系的国家行为体提出了挑战，从而加速了国际社会的分化。但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旧居于最主要的地位，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随着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主权国家开始把一部分对外主权的职能分让给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间的事务，从而使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唯一行为者了。但是，主权国家的这种职能分化或曰“让度”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主权要求的弱化或“国家无能”，而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职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应加强。 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的热点。最常见的观点是全球化的深化势必导致国家主权职能的弱化。持这种“国家无能论”观点的人多见于西方国家的学者与政客，他们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贬低甚或否定主权地位，以人权的普遍化为由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行非人道之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为期78天的狂轰滥炸就是这一理论的演练场。但是，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以主权国家的产生为历史发展前提并伴随着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而发展的，也就是说，主权国家是构成国际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因而，科索沃战争同时也向世人表明了美国想利用其全球化所暂时加强了霸权地位挑战主权国家体系（联合国）的战略意图不得人心。就战争的结局而言，尽管北约狂轰滥炸两个多月，但在南联盟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及包括俄、中等主权国家在内的国际力量的干预下，在主权方面还是确认了比朗布依埃协议对南联盟较为有利的内容，即规定科索沃问题由双方通过政治谈判解决，解除主张分裂的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并将其解散等。因此，进驻科索沃的北约军队不得不打起联合国的旗号。这也进一步说明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联合国的既定秩序还是不可超越的，主权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所不可抹煞的主题。这可以说是对“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某种否定，是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回归”的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各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一般局限在一国领土范围之内，土地与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化冲破了国界，摆脱了国家疆域的束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在下降，而科技、信息、货币等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既不能防止外部世界对其内部的渗透和干预，又无力控制各种经济资源和文化信息的跨国流动，因而，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原来完全是一国所拥有的权利，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利；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来运作，等等。然而，面对各种跨国性问题的挑战，主权国家并非束手无策，相反，人们逐渐认识到只要国家拥有职能完善的政府机构和最强大的实力，就能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只有强化国家主权而非弱化国家主权，才能保证应付各式各样的危机和灾难。正如美国的一位资深官员兼学者苏姗·博格所言：“自相矛盾的是，全球化既没有削弱国家的作用，也没有减弱国民对国家共同体的忠诚。相反全球化似乎使人们将政治注意力集中到了国家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作用上。”（注：转引自冯绍雷等《关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