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在西欧，主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以下简称“社民党”）都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号，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在美国，克林顿所领导的民主党政府虽然不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也声称要走一条能够将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到来之际，俄罗斯新领导人普京也提出要走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目前，“第三条道路”成了各国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预计它在21世纪初期将对西方社会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以欧洲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为主要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第三条道路”：老词语，新概念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鲜词语，本世纪曾出现过许多版本的“第三条道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就被称为是介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政治力量；东欧的农村平民主义也这样描述自己；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声称法西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专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民族独立国家，比如印度，就试图走一条既不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条道路。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民主党派也曾建议中国走第三条道路，不倒向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中宣称，民主社会主义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共领导人提出要实现没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走介于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此后，实行改革的东欧国家和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都号称要走第三条道路。现在，英国有一个名为“第三条道路政党”(THE THIRD WAY PARTY)的左翼组织，1997年大选中还提出了走“第三条道路”的竞选纲领，不过它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三条道路”是两回事。 可见，“第三条道路”并不只是90年代的政治“套语”（注：1998年9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的文章，作者说“第三条道路”是“我们时代的套语”。）。不过，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第三条道路”影响范围之广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还因为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直接参与了对“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和阐述。特别是布莱尔，不仅比较早地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个概念，而且还对之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8年9月，费边社发表了布莱尔撰写的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已经成形。当然，学者们的研究则更为深入、系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被称为布莱尔的政治顾问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顿斯。1997-1998年，吉顿斯专门组织了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课题研究，召开过一些研讨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8年5月2-8日号专门介绍了吉顿斯所概括的“第三条道路”要点；1998年，他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一书，对“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系统、详尽地阐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著作。 当然，今天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更主要的还是它本身确实有新意，有其吸引人之处。从政治定位来看，它要走一条介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如果将各种政治力量从左至右排在一条线上的话，那么现在的第三条道路则比1951年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更偏右一些。 二、求生存、谋发展：“第三条道路”兴起的直接动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是逼出来的，最初只是为了求生存、扭转日益衰落的局面。 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欧洲社民党处于黄金时期，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在本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持着与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态势。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社民党普遍陷入危机，主要表现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纷纷上台，并且政绩颇佳，在大选中连选连胜，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和德国科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而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则长期在野。从90年代中叶开始，社民党“奇迹般地复兴”，先后上台或单独执政，或与其它左翼政党联合执政，或参加各党联合政府，欧盟几乎成了左翼政党的一统天下。 70年代以前，欧洲社民党普遍奉行具有如下五个特点的社会民主主义，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第一，以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第二，混合型经济体制；第三，让人们过上人道、尊严的生活；第四，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第五，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价值观。这五个特点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支柱，决定了社民党的纲领、政策。在这五个理论支柱指导下，社民党普遍实行了国有化、福利制度、国家干预等经济社会政策，对西欧社会的发展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比如英国工党，1945-1951年的艾德礼政府大力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成效显著。1948年，艾德礼颇为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1]此后，直到70年代末，无论哪个党执政，都没有根本改变这个框架。 对社民党的成绩，人们有不同的评价。英国工党右翼理论家克罗斯兰认为，“至少在主要方面，到1957年英国已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党左翼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认为，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共同的理想”，“能够领导英国人民解除身上的锁链”，“而英国工人阶级将在全世界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从而最后赢得新的世界。”[2]当然，多数学者还是认为，社民党建立了一种“欧洲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与美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模式有一定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