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联合国出版的《联合国手册》中，秘书处是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关于秘书长的职能一般是说：秘书长是大会根据安全理事国的推荐而任命的，任期五年。除去其行政职务外，执行安全理事会、大会及其他主要机构所委托的“其他职务”。秘书长还可以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维护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还包括：进行斡旋，有时进行正式的调停以解决国际争端；管理维持和平的行动；考察世界经济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在诸如人权和自然资源等领域进行研究；组织国际会议；编制统计等等。 这些都是以《联合国宪章》规定为根据的。如果加以申述，正如《美国百科全书》“联合国”词条所说，“他（秘书长）是联合国组织的首脑和首席发言人，此种地位赋予他在世界事务中的某种身份和影响力。秘书长可以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威扩大其职能的范围和权力。但是……在试图有新作为和创立先例时，多数秘书长宁选不那么锋芒毕露的做法。秘书长要起作用必须取得成员国对他的职能和他个人的公正性的信任。”联合国毕竟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间政府组织，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即便根据某些国际法学者的主张把联合国视为由国家之间通过条约制定的组织章程产生的国际法主体，秘书长作为它的首脑也不能算是主权实体的首脑。这一点是任何一个秘书长心里都有数的。 可是，在1998年新版的《联合国手册》中，我们发现对秘书长的职能作了相当多的增补。比较重要的有： 1.《宪章》说秘书长是联合国“行政首长”，实际上他的职能比这多得多。 2.在世界社会面前，秘书长是联合国及其体现的价值的象征。 3.秘书长既是“秘书”又是“长”：“秘书”是说他是负责秘书处行政的首席执行官；“长”是说他是国际社会意志的发言人和化身。 4.秘书长既是外交家又是活动家，既是调解人又是辩护人。 这可能是冷战结束前45年联合国历史上很少见的对秘书长职能的张扬的表述。在《宪章》里是没有这类张扬说法的。究竟冷战的结束给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表现及后果如何，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后联合国秘书长的“激进”姿态是怎么来的？ 自从1947年冷战开始以来，联合国陷入两极对立体制的漩涡之中，秘书长越来越在左右为难的境地里挣扎。由于国际社会分裂为两大阵营，所谓联合国体现的价值、国际社会的意志等根本就无法统一。秘书长究竟是何种价值的象征，能作为什么意志的发言人和化身，都成了问题，除《宪章》所说的“行政首长”之外，他还能奢望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业绩呢？关于秘书长职能和作用的争论，曾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几年前笔者所著《联合国秘书长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一文对此有所阐述。（详见袁士槟、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机制与改革》，第235-251页）。冷战结束前五任秘书长在秘书长的职能和作用问题上，大致可分为“激进派”和“稳健派”两类。可以说，凡“激进派”皆在规定的任期未满之前被迫离职，能做满法定任期的都是“稳健派”。所谓“稳健派”，一般认为，就是在尽力寻求两大阵营间某种平衡的前提下解决一些问题之外不作非分之想。 第一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挪威）和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瑞典）都曾想有所作为，但前者在朝鲜战争时因苏联反对而不能在安理会中得到连任，勉强由联合国大会延长任期三年又遭苏联拒绝承认，不得不辞职而去；后者在美、苏有严重争执的刚果事件中受到苏联责难，要他辞职，结果因飞机失事死于刚果。缅甸的吴丹接任后趋于稳健，他不像他的前任在关键问题上要搞所谓“联合国立场”，而是竭力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和中立集团之间寻求共识。70年代在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任秘书长时又多了一种必须协调的关系，那就是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席位、高举反对霸权主义旗帜、在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另成一种力量的中国。瓦尔德海姆以进行所谓“静静的外交”而闻名，他形成了一套周旋于各大力量之间的作法。安理会协商机制化、地区集团协商制度化等都是在他的任期内完善起来的。所以，在秘书长职能和作用问题上，出现一种低调的风格。他可以说是：“联合国还没有成为宪章上所写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受尊敬的仲裁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它常常不介入，或拒绝介入；等到介入，又为时过迟了。而且，往往由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得不到重视。”（1981年版《联合国手册》前言）。这种风格沿袭到秘鲁的德奎利亚尔任秘书长时期。德奎利亚尔的当选是因为中国反对瓦尔德海姆连任第三任，一般认为是在秘书长问题上东西方较量转向南北争夺的标志。来自拉丁美洲的德奎利亚尔取代来自西欧的前任，是“南方”的胜利（《美国百科全书》“联合国”）。但在西方人眼里，德奎利亚尔却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平凡并且没有独创性”的秘书长（菲利斯·本尼斯：《发号施令—美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第79页）。 冷战结束带来了新的一任秘书长——埃及的布特罗斯·加利。两极体制的崩溃使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俄罗斯因内政混乱、经济下滑而一蹶不振，中国在改革道路上奋力跋涉，于是美国要构筑世界新秩序，对联合国推行所谓“多边主义”的方针。加利上任时（1992年1月1日），海湾战争已经结束，他到纽约联合国大厦38楼办公室的第一个印象是联合国远未准备好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舞台”。由于冷战时期被超级大国“边缘化”了，联合国职员“人浮于事、松松垮垮、脱离实际”，“缺少宪章所要求的勤于事业的热情和独立性”。他的前任德奎利亚尔对他说，“你要能砍掉一两个职位，就算不错了。”加利认为他能做得更多，他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秘书处，使联合国“能负起新的、前所未有的责任”。（引文均见加利所著《未被征服—美国与联合国故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