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曾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的的日美同盟失去了存在理由。然而世人却看到近年来日美两国通过“再定义”进程正大力强化安全同盟。如何减少乃至消除日美同盟“再定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课题。 日美同盟“再定义”的背景 日美同盟“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环境变化和日美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 90年代初期，美国成了惟一的、但处于衰退趋势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势力萎缩，日本的崛起势头最为强劲，中国处在西方的制裁体制之下。在这种状况下，日美同盟失去了内外动力，处于要么走向解体、要么需要重新解释的“漂流”状态。（注：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第20页）指出：“随着东西对立的消失，同盟关系这一迄今为止规定日美关系的政治条件在舆论中的说服力减弱。”著名记者船桥洋一写了《同盟漂流》一书，详述了日美同盟的动摇状态。） 90年代中期，东亚局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即美国恢复了景气并形成了东亚新战略，俄罗斯从向西方一边倒转为“全方位外交”，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而丧失了自信，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世人瞩目。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日美两国开始联手对双边同盟进行“再定义”。 从美国方面看，推动美日同盟“再定义”是出于如下几种原因： 1.受到“寻求敌人”战略心态的驱动 二战后，美国已习惯于在冷战条件下率领西方阵营遏制苏联，以至于当冷战胜利突然来临之际，它在雀跃欢呼的同时，却又对失去敌人的局面感到无所适从。这种心态，被霍克称为“缺乏敌人综合症”(evemy deficiency syndrome)。（注：[澳]霍克：《东亚的经济安全与中国的使命》，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第5页。）在冷战心理推动下，美国不断寻找新的敌人，欲以围堵这一假想敌为中心目标来确定新的战略。 2.谋求在东亚确立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 基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理念，经过贝克的“扇形战略”和“耐设想”，美国确定了以保持10万驻东亚美军和强化美日安全同盟为中心内容的“新东亚战略”。其主线是：美国继续利用驻日军事基地，并得到日本的大为强化了的“后方支援”，美日联手对这一地区可能发生的“周边事态”形成更强有力的平时预防威慑能力和战时军事干预能力。 3.谋求强化美日同盟的多重功能 近代以来，美国的一贯政策就是防止任何其他势力独霸东亚。在现阶段，美国在东亚地区所要防范的潜在挑战势力依次为中国、日本、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谋求通过美日同盟“再定义”收到既强化对中、俄的战略威慑能力，又抑制日本脱美倾向的双重效果。 无独有偶，此期日本也对大力强化日美同盟十分积极。日本经过90年代上半期的战略调整，从90年代初谋求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的“直接大国路线”回归到辅助美国、依靠日美同盟来强化自身地位的“间接大国战线”。日本对美日同盟“再定义”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保持良好的对美关系 日本的安全政策、防卫体制、军事装备与信息等方面都高度依赖美国。在对外战略上，日本尚不具备彻底摆脱美国控制的能力与意志。在经济领域，日本的海外运输通道依靠美军保护，其海外经济利益立足于美国市场和日美国际协调之上。因此，日本把对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惟恐这一关系受到损害。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社会曾出现摆脱对美依赖的强烈呼声。然而，在其后“泡沫经济”破灭和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现实面前，日本收敛了对美挑战的锋芒，作出了继续作为对美同盟者和支持者的自我定位和继续依靠美国的支持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战略选择。因此，日本朝向扩大全方位外交、增强外交自主性的步伐减慢，转而采取在美国的支持下增强国际地位与作用的“借船出海”路线。 2.保持对华战略优势 在90年代的长期经济萧条中，日本以往那种踌躇满志的心态发生了动摇。（注：日本外务省的一个专家小组于1998年末提出的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课题：挑战21世纪》的报告指出，从中长期看，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上升趋势可能出身停顿。）恰好在此期间日本又看到了中国自近代以来重新崛起的前景，对此难以坦然相待。于是，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威胁论”取代此前风行一时的“中国崩溃论”而充斥于日本的各主要新闻媒体、书刊杂志之中。除此以外，日本一些势力把强调“日美共同价值观”和“中国威胁论”相结合，试图把中国推向对美“挑战者”的地位，以此防止美国重新回头“敲打”日本。基于此，日本把中国视为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与利益的潜在威胁，把强化日美同盟视为保持对华战略优势的最好手段。为了防止美国抛弃这一同盟，日本不惜以暗示“核武装”的可能性作为防止美军撤退的手段。（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称：“美军从亚洲撤退将导致中国的军事超级大国化，其结果日本只能选择核武装。”（[日]《选择》，1996年第4期，第46页。）新井弘一指出：“如说出‘日本要核武装’，美国就只能维持日美同盟了。”（[日]《新国策》，1999年9月1日号，第14页。）） 3.借助日美同盟增加保险系数 日美同盟不仅是联合对外的双边安全机制，而且也早已成为规定和协调日美相互关系的内在调节机制；遏制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所谓“瓶盖”作用，就是这一机制的主要功能之一。（注：关于同盟的对外、对内两重功能的论述，参见[日]田中明彦：《安全保障和同盟——以日美关系为中心》，载[日]添谷芳秀编：《21世纪国际政治的展望》，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96～97页。）美国推动双边同盟“再定义”的直接目的在于在地区军事行动中得到日本的“后方支援”，但并没有要求日本发挥超越宪法第九条等自我约束框架的军事作用，更不愿看到日本的自主军事能力增强到美国难以控制的程度。（注：国防部长佩里等美国高官多次表示，美日同盟“再定义”不会超出日本宪法范围。这一“再定义”的始作俑者约瑟夫·耐也坚持这种看法。（参见约瑟夫·耐谈访，载[日]《世界周报》，1999年10月26日号，第9～10页。））而日本也自愿接受了“瓶盖论”逻辑，承认日美同盟的存在是防止自身军事大国化的有效机制。（注：如日本外务省1990年版《外交蓝皮书》（192页）称：“日美安全条约是给日本不成为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的基本政策提供国际信赖性的东西。”）日本把此作为消除周边国家疑虑的手段，同时谋求在日美同盟的容许范围内尽量增强自主军事能力。另外，长期以来日美双方在各种政策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军事装备生产、各界各层次的人际关系等方面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结构，这也是维系和强化美日同盟的强大惯性动力。（注：陈东晓：《美日加强军事联盟的背景分析》，载《国际问题论坛》，1998年第1期，第53～58页。）当然，随着日美关系内外环境的演变，两国在军事装备生产等领域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也正变得日益激烈。（注：吴寄南：《冷战后日本防卫产业的调整》，载《国际问题论坛》，1998年第2期，第47～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