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造成该地区的经济滑坡，而且使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和政治动荡，马来西亚即其中之一。然而马来西亚并没有出现像印尼那样的大规模街头暴力，而主要是上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在东南亚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几乎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印尼的社会矛盾被别有用心的人引向对华人的疯狂迫害。而这种情况在马来西亚并未出现，该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次是针对西方的。对西方采取激烈的批评态度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相对温和且与西方有良好关系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成为对立、斗争的双方。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二人的分歧与矛盾日益表面化，最终导致安瓦尔被革职、遭逮捕并被判刑。这场发生于金融危机中的政治风波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尚找不出第二个类似的事例。 金融危机引发治国分歧 马来西亚曾经是一个很穷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得以跻身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成绩斐然。但是，开始于1997年7 月的亚洲金融风暴，很快将马来西亚卷了进去。1998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7.5%（1996年为9%）；至1998年9月，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已贬值50.5%；同年其失业率上升为7%（1996年为2.5%），整个国民经济呈现恶化趋势。 马来西亚最高领导层在金融危机发生不久后即出现了分歧，首先在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上，后来又在对付金融危机的重要策略上。 马哈蒂尔一开始就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投机性的货币交易。1997年9月20日，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他指责说， “货币贸易既无必要，也没有成果，而且是不道德的”，“因此它应该被取缔，应该为法律所不容”。他指出，是投机者们使林吉特贬值，从而使股票及证券市场形成恐慌的抽逃局面，“货币交易者们发财了——他们的财富来自于他人的贫穷！”（注：〔英〕卡拉姆·亨德林著，朱宝宪等译：《亚洲在衰落？》，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7页。）。 安瓦尔在不得不表态支持总理的同时，迅速采取行动抚平局面，因为国际投资者已受到惊吓，马来西亚的股市和汇市再受重创。他强调，贸易融资方面的货币交易将会被限制纯属谣传，相反，马来西亚并未改变货币交易制度，并声明此时应停止争论，将精力集中到整顿经济上来。显然，他与马哈蒂尔的看法并不一致。 马哈蒂尔这样指责乔治·索罗斯之类的投机商：“我们奋斗了三四十年才把国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但却冒出了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人，他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毁掉了我们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注：〔美〕利夫·罗德里克·罗林伯格：《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诊断与处方（上）》，载《南洋资料译丛》1998年第2期第25页。 ）显然他并不认为来自外部的投机是通过马来西亚经济本身的问题起作用的。 作为本国财经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安瓦尔虽然没有公开和马哈蒂尔唱反调，但从他对付危机的做法来看，显然他看到了整顿本国经济的必要性。危机初期，马来西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东南亚国家开的“药方”，采取紧缩政策。具体做法是：提高利率；限制贷款；缩减呆账期限；减少来往账目赤字；削减政府开支等。 在1997年底1998年初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马来西亚成立了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以对付危机，安瓦尔的权力实际上开始受到削弱。至1998年3月制定刺激国内需求的措施时，紧缩政策实际上已不占主导地位。5月，马哈蒂尔任命前财政部长达因为特别任务部长，负起解决危机之责，安瓦尔所掌管的财政部的许多职权都移交给该部。所有这一切都显示马哈蒂尔与安瓦尔的分歧在逐渐扩大。 达因一上任即提高政府开支20%，且连续调低利率，表明马哈蒂尔决心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7月，政府又制定《国家经济复苏蓝图》， 具体内容包括下调法定储备金百分比；恢复原先的呆账期限；成立国营公司以处理呆帐和银行资金问题；规定外国银行占有本国金融市场的份额；等等。至此，紧缩政策可说已寿终正寝，同时表明安瓦尔已丧失对财政政策的制定权。 8月，在围绕着货币政策的新一轮斗争中，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正、 副总裁先后辞职，安瓦尔一派的阵营完全瓦解。9月1日，马来西亚实行资金管制，具体措施包括：杜绝投机马币的通道；规定马币3.8元兑换1美元以稳定币值；管制短期流动资金；等等。当天马哈蒂尔在宣布上述措施的同时说，如果安瓦尔因健康或其他原因提出辞职，他将没有理由不接受。这实际上等于宣告二人的公开决裂。果然，安瓦尔在次日便遭到革职。金融危机引发的治国分歧至此达到顶峰。 民族主义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在谈到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亦即安瓦尔被捕及其所引起的政治动荡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民族主义在马来西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马来西亚事态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80年代以前，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在人口比例上势均力敌的状况，是影响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首要因素（注：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40～141页。）。 马哈蒂尔本人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一点。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马哈蒂尔因批评东古·拉赫曼总理对华人过于软弱，并撰写《马来人的贫困》一书，被拉赫曼开除出巫统。后来由于马来民族主义抬头，他得以东山再起，重新加入巫统并成为议员，并最终成为巫统主席和马来西亚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