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正席卷全球大地，这是当今世界众所瞩目的大事，也是国内传媒热炒的问题。然而笔者以为，目前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还是多谈现象，少论本质；只讲当前，少及历史；对经济一体化关注较多，对全球化背后所蕴涵的社会转型意义则重视不够。这与全球化对世界发展走向的巨大影响是极不相称的，特别是在人们对东南亚金融风暴心有余悸、对中国加入世贸心存疑虑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意把握大趋势，从哲学与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本文仅就全球化本质特征及其逻辑与历史的进程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全球化”的定义及其本质特征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全球化”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它只表示某种发展趋势的全球性扩张。国内传媒通常是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的，其实这并不全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不过是几百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从逻辑的角度看，经济的一体化也必然促进价值观和制度文化的协同互动，加速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从而形成全方位的社会一体化趋势。因此，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的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 首先，人类的社会进步与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以经济为先导的，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与最终决定力量。没有从石器到铁器的变革及由此引起的农业化浪潮，就不会有古代文明；没有蒸汽动力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浪潮，就不会有现代文明。如果说古代文明是以封闭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那么，体现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浪潮则是以开放的、具有全球扩张能力的市场经济开其先河的。 其次，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社会运动与社会变革又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导向的，全球化也不例外。《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60页。）而“民主”、“法治”这些核心价值观自近代以来更是全世界人民追求自身解放的崇高理想与奋斗目标。在现代，它们已被《联合国宪章》所认同，并作为现代文明的“灵魂”深深地渗入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之中，成为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力量。 再次，不管是价值观的演进、时代精神的嬗变，还是经济基础的变革，最终都需要政治制度的配套辅成，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使然。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价值观，必然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没有制度上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市场经济及社会运作就无法在公正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尽管民主政治并不先行于市场经济，但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与现代文明的根本保障。 又次，时代精神、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必然在“自组织”的作用下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文化系统。它包括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架构、经济体制、司法运作、教育体系、新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模式及组织形式。因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与经营自由、法规管理、司法独立、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等密切相关的。近现代以来，这种广义的文化已呈现出明显的趋同现象，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博大的外延。 最后，上述诸要素的良性互动必然使全球化浪潮朝着合理化与一体化的方向推进。所谓“合理化”，从理论上说就是在实践中对真理不断认识、不断追求、不断接近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合理化从来就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特别是在科学与理性精神高扬的现代社会，它更成了全球化活泼冲动的生命。所谓“一体化”，则是指人们在追求合理化这一目的时整合社会系统各要素，使之向优化模式看齐的方法手段。早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社会分裂、关卡林立、税制不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各异严重阻碍了经济交流与社会发展。近现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社会系统的“协同”要求及其“自组织”力量更是有力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向社会一体化与合理化的方向迈进。可以说，合理化与一体化分别体现了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和外部特征，二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只有在合理化的感召下，一体化才会被诸多民族国家所接受；反之，只有在一体化的推动下，合理化才能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框框而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对追求现代化、希望繁荣富强的任何国家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束缚发展的旧观念、旧模式终将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所以，任何不愿自我淘汰的国家都应该认准时代潮流，以合理化为“舵”，以一体化为“桨”，坚决果断地汇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参与百舸争流，搏击潮峰浪尖！ 二、全球化的理论前提与逻辑进程 种族不同、文化迥异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迈进，是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的，那就是人类共同的本质。无论是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论”，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学说，或者是现代文化学所提出的“普同文化现象”，都是以人类本质属性的普遍性为前提的。尽管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共同的本质属性却是超越种族与文化差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最有决定意义的本质属性：一方面，劳动造就了人本身；另一方面，劳动又使人成为社会的动物，并由此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即使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文化结构或文化要素（即所谓的“文化公分母”或“文化常数”），这一点已被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所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