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核试以来,美积极检讨其对印政策,在对印进行整体评估的基础上,新的对印政策呼之欲出。随着克林顿总统3月21—25 日的访印,美印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美对印认知与定位出现变化 在美国的传统地缘战略与外交思维中,印度基本处在一种被“忽视”状态。冷战结束特别是印、巴核试成功,南亚战略形势胚变,美被迫重新“认识”印度,对印的认知与定位出现了由“消极”转趋“积极”的重大变化。 (一)认为印本身已出现了“值得肯定的”变化。在美看来,印尽管仍存在“效率低下、使用童工、拐卖妇女等一系列问题”,但已出现了美长期未予重视的“值得肯定的”变化:政治上,正由“混乱”步入正轨,“选票的力量在其政治生活中已起主导作用”;经济上,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增长率年均高达6.5%, 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社会关系领域,传统种姓制度为基础的规则与价值观受到挑战,不同利益集团主要通过“合法的”手段正进行着新的分化组合,非政府组织取得相当大的发展,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二)强调印在南亚及美关心的全球问题上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美认为未来南亚地区能否保持稳定,印始终是一关键。对美来说,近些年印的所作所为具有“建设性”:(1 )以“尊重和保护”周边小国经济与安全利益为中心的“古杰拉尔主义”,使印在南亚取得优势地位的同时,亦为该地区的合作,特别是恢复“南亚区域合作委员会”的活力作出了贡献;(2)在核武器开发问题上印虽与美存在严重分歧, 但印并未成为核技术与核武器扩散之源;(3 )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方面,印采取了与美积极合作的立场。 (三)视印为新兴的世界强国,对美重要性大大提高。美认为,印度已如中、俄一样,成为影响未来世界走向的另一关键“过渡国家”。一方面,印已拥有核能力;经济上不久也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且因重视均衡发展及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发展前景甚至好于中、俄;而印的人口在2020年将可能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但另一方面,印未来的走向仍具不确定性:强大的印度是在南亚选择和平,还是选择冲突?是促进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还是裹足不前?是选择与美合作,还是相反?在美看来,无论是哪种可能性,均会对美国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二、美国的战略意图 美对印予以“积极”定位,并通过高层访问等积极推动对印关系,既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亦有重大的战略考虑。 (一)“塑造”对美有利的地缘战略格局。创造“新美国世纪”是美国面向21世纪的基本战略构想。它的实现,则端赖继续掌握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权。但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多极化不可阻挡,特别是内有欧、日等核心盟国“离心倾向”增加,外有中、俄、印这三大“潜在战略对手”发展前景难以预测的情况下,美对能否掌握此一控制权并无把握。如能把印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和“实力不断上升的强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框架之中,在美看来既可消除美实现其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不确定因素”,又有助于凝聚和扩大“民主共同体”的力量,进而在欧、亚大陆形成一种对美较为有利的地缘战略格局。 (二)加强对南亚地区的控制。南亚在美国的区域战略中并非“关键利益”区,但印、巴核试之后,随着该地区形势出现“巨大变化”,美认为美在该地区正面临重大挑战。(1)印、 巴核试使得核与导弹及其技术扩散的危险大增,影响美主导的全球核不扩散战略;(2)印、 巴在克什米尔冲突的不断升级,使南亚成为世界上最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地区,该地区甚至亚洲的稳定明显受到威胁;(3 )恐怖主义在南亚上升,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基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因屠杀平民,已被美宣布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最近又出现巴基斯坦极端分子劫持印民航飞机事件,这表明南亚已成美反恐怖主义战略的一个“重灾区”。为此,美强调要积极“介入”南亚事务,亦即要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而其采取的策略则是“重印轻巴,兼顾平衡”。一方面,在印、巴卡吉尔冲突中明显偏袒印,支持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宣称美印“这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均在致力于建立一种对两国和对区域的潜在稳定有利的关系”,而“我们同巴基斯坦最大的问题是民主得到及时恢复”以及巴“在对待极端恐怖分子上的立场”,表现出明显的亲印排巴倾向。另一方面,则强调要在核、地区冲突等问题上与印、巴同时对话,并在克林顿访问南亚问题上给巴以希望,以求取必不可少的平衡。 (三)巩固美在信息时代的“竞争优势”。21世纪信息技术的竞争对于各国国力的消长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按美官方估计,未来10年美却有信息技术人才高达近30万人短缺的隐忧。所以,引进国外的信息技术人才已成美的一项重要战略计划。印作为美确立的十大新兴市场之一,不仅拥有发达的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市场,如印为美计算机制造商发明的较复杂软件比任何国家都多,有评论甚至认为,“(亚洲)最令人眩目的崛起现象可能发生在印度,或至少是印度的部分地区。现在伦敦和纽约启动的商业往来,有许多事实上在由班加罗尔的计算机运作”。更重要的是,印每年培养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仅次于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二位,充当了一个信息技术的人才“宝库”,成为美努力争取引进该类人才的重要目标国。因此,美反复强调要加强与印在经济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 (四)化解中、俄、印可能“联手”对付美国所带来的“危险”,并对中国形成某种战略上的“牵制”。近几年,中、俄、印之间的双边关系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而且三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比较一致,如都主张推进世界的多极化,都强烈反对以美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等,加之俄、印推动三国“联合”的明确意向,使得美国出现了三国可能“联手”对付美国的担心。对此,美一方面分别同三国加强“接触”,以使其各自的“过渡”尽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而降低三国“联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印关系,在减少印对俄的某种“依赖性”、进一步挤压俄传统战略空间的同时,借用印对中国的“疑惧”心理,对中国在亚洲进行某种程度的战略“牵制”。美一份权威刊物曾声称,“作为对中国或俄国不可预期发展的一种可能的制衡,印度代表一种能提供帮助的力量”。而与印外长辛格举行了10轮会谈的塔尔博特称,会谈已使美更好地理解了印对中国的“担心”,表示“美已认识到印度需要某种程度的核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