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党于1997年执政以来，英国外交一扫保守党梅杰时期的消极晦暗之风，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积极甚至激进的姿态。其特点之一是布莱尔及其阁僚颇多理论“建树”，从“第三条道路”到“新干涉主义”等都在西方政界及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特点之二是其积极、激进与灵活务实并举的外交行为与理论宣传密切配合。这两点在科索沃冲突前后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外交的新态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部分西方国家外交思维正在发生令人关注的变化。 一、何谓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 所谓“布莱尔主义”，是指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工党对英国内政外交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政策。由于这些主张和政策多是由有“理论家”之称的布莱尔本人发其先声或加以总结，故称为“布莱尔主义”。本文所论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专指工党政府对于国际关系及英国外交的主张和政策，有别于“布莱尔主义”的国内政策。（注：“布莱尔主义”的内政方面即以强调“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并重为核心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有关分析参见拙文“‘第三条道路’初析”，《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2期。更确切地说， 走“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为英工党政府制定内外政策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用“布莱尔主义”来统称其内外政策主张。） “布莱尔主义”的出现，是90年代初以来作为在野党领袖的布莱尔及其幕僚对保守党外交政策提出的批评意见，后来逐渐形成为工党的外交思路。由于当时工党在野，那时的“布莱尔主义”更多带有理想和思辩色彩，与外交现实有较大距离。但要对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及行为做深入分析，必须自此追溯其源。（注：有关论述请参见布莱尔 1995年6月在澳大利亚所作题为“变革时代的安全：左翼的新政治”的演讲；以及布于1995年5月在德国所作题为“英国和世界新秩序”的讲话，等。）工党上台伊始，就在内政、外交上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早在1997年5月，刚刚就任外交大臣的罗宾·库克就提出，英国要推行一项以维护所有国家的安全、繁荣和环境保护为己任的“全球外交政策”，并且要在“一个伦理的框架（anethical dimension）”内加以贯彻。 “伦理和价值观”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因为工党政府“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必须带上政治价值观”。（注：参见罗宾·库克于1997年5月12 日题为“英国外交政策”的讲话，见http://www.fco.gov.uk.）在近五十年的英国外交中，还从未对外交政策的含义和目的做出如此明确的概念化的界定，也从未对外交赋予“伦理和价值观”的意义。应当说工党这样做尚属首次。此后布莱尔在许多场合阐述对世界局势和英国外交的看法，都是对库克的所谓英国“外交使命”做理论诠释。但这些变化并不引人注目，只是由于英国在科索沃危机前后的“出众”表现，这些变化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注：英国在科索沃冲突期间的积极表现有目共睹。除在军事行动上做美国最为得力和坚定的盟友外，在政治和军事计划上甚至比美国更激进。布莱尔首先提出动用地面部队，并在北约峰会期间发表演说以“教导”美国人。请参见本人向英国学会第五次年会提交的论文“‘新干涉主义’与英国外交新动向”，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结集出版。）1999年4月26日， 在积极参与北约对科索沃空中打击一个月之后，布莱尔于北约华盛顿首脑峰会期间，发表了著名的、以“国际共同体主义（Doctrine of the Intermational Community）”为题的演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正式出台的标志，是对“布莱尔主义”最为集中和全面的论述。（注：参阅http://www.fco.gov.uk.这里有必要对“International Community”这一概念作一些分析。许多学者将其译作“国际社会”，但参照原文后，拙意以为译作“国际共同体”较为贴切。理由有二。一是“共同体（ community）”与“社会（society ）”在概念上应作区分。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共同体”是在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中实现的，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会”则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在人类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begriffe derreinen Soziologie，德国科学图书公司1991年版）。二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内两个概念的用法不同，西方学者多使用“international society ”（国际社会）， 而政治家、 外交官和记者多使用“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布莱尔是政治家，故使用后者，而且无论其真实想法如何，使用“共同体”比使用“社会”显得更谨慎一些。） 结合这篇演说及布莱尔的其他言论，可以将“布莱尔主义”的观点概括如下：（一）对冷战后国际关系判断的起点是“全球化”。认为在全球相互依赖加深的情况下，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相适应，政治和安全的全球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国际关系的结构正发生着变化，外交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布莱尔主义”宣称，全球化使得“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它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是一种政治和安全现象”。经济的相互依赖导致市场跨越国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因其有可能对这一紧密联系的市场机制产生影响而具有了国际意义，全球化导致国内事务的“国际化”。这种提法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合作来实现的”，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外交理念就是要“通过积极参与和积极合作来满足自身利益”，这是其积极的一面。其次是由于国家边界的淡化，一国或一地区的内部事务必然具有“溢出”的效应，势必波及与之有地缘、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联系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亚洲金融危机减少了芝加哥人的就业机会，而巴尔干冲突将使德国和美国出现严重的难民问题”，这是其消极的一面。外交政策必须据此做出调整，要利用全球化积极的一面，抵制其消极的一面，从而实现和扩展国家利益。（二）因此，英国乃至西方世界必须“行动起来，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认为以不干涉内政为原则的“孤立主义已经过时”，有必要在某种“普遍的标准”下对他国内政进行国际干预；有必要在改革旧有国际组织及机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全球政治及安全秩序。北约对科索沃危机的军事介入就是对政治和安全全球化做出的“必然反应”。“布莱尔主义”认为，由于国家内部事务的国际化，许多内政问题必须寻求国际合作才能得以解决，而对内政的干涉是达到国际合作的必要手段。在科索沃问题上，阿族难民问题的国际化，成为对其他欧洲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必须予以干涉，而“普遍适用的人权准则”是干涉行为能够被“国际共同体”广泛接受的理由。它认为，追溯科索沃问题激化的根源可以发现，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奉行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安理会内部的分歧是导致事态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对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作用、运作及决策程序进行反思”。布莱尔的这一套主张又被称作“新干涉主义”。（三）英国外交要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道义”的责任，其理想的目标是要在外交中实现“价值与利益的汇合”，做国际社会的“好公民”。“布莱尔主义”的基点是为处于变革时代中的英国寻求外交定位，进而维护、扩展英国的利益。为此，工党政府提出三个“结合”：首先是内外方针的结合，即“将国家对内促进经济变化与社会秩序重建”的任务，与应对外部安全环境变化的任务结合起来；其次是把对欧关系与英美特殊关系结合起来，要继续保持英国在这两对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因为“英国的力量来自于它处在这两种关系的结合点上”；第三是要在外交实践中求得“价值与利益的结合”，认为价值与利益两者间的关系并不矛盾，尤其对英国外交来说，理论或舆论上的声势可以弥补实力的不济，做西方世界的“精神领袖”同样能为英国带来莫大的现实利益。（注：以上引文请参见布莱尔：“国际共同体主义”；布莱尔：“科索沃冲突：东南欧的一个转折点”；布莱尔：“北约、欧洲和我们未来的安全”；英工党外交事务中期报告“世界中的不列颠”；可参阅http://www.foc.gov.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