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有关美国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争论在美国学术界勃然兴起（注：见Michael E.Brown,Owen R.Cote,Jr.,SeanM.Lynn—Jones and Steven E.Miller eds.,America's StrategicChoices（Cambridge:MIT Press,1997）.）。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冷战后美国战略目标的重新定位、国家利益内涵的变迁、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和对付这种威胁美国应采取的手段以及追求其战略目标美国所能动用的资源等方面（注： Robert J.Art,"A DefensibleDefense:American'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5,No.4（Spring 1991）,p.7.）， 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战后美国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大战略。有的学者根据战后以来美国的表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就是霸权主义（Hegemonism）或优势战略（the Strategy of Preponderance），并认为尽管冷战期间受到苏联的挑战， 但是美国最终战胜了这一挑战， 并将继续推行这一战略（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America and the World,Vol.70,No.1（1990/1991）.）。讨论还集中在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上，其实质是要给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作出重新定位。学者们进而总结出了四种代表性的战略倾向（注：这些学者也多是安全战略专家，经济等领域考虑较少。所谓“大战略”也主要指国家安全战略。代表性论述可参见：Barry R. PosenandAndrew L.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Winter 1996/1997),pp.5—53.),即新孤立主义（Neo —Isolationism）、选择性接触 （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或曰多边主义（Mutualism ）（注：Hugh De Santis, "Mutualism:AnAmerican's strategy for the Next Century," World Policy Journal （Winter 1998/1999）,pp.41—52.）、支配性（Primacy）战略。有人还主张加上遏制(Containment)战略(注:Posen and Rose,"Competing Grand Strategy," in Robert J.Lieber, ed., Eagle Adrif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New York:Longman,1997）,pp.100—134.）。其研究方式重在分述式的，总体上是长于分而疏于合，即便分也是粗线条的。学者们也意识到美国政府不可能只推行其中的一种，但简单地认为现实操作中是采取一种混合式的战略；而对如何混合则语焉不详，且对各战略的本质、战略之间的关系缺乏体系化的论述，因而是对各战略倾向的一种概述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注: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则从美国全球战略出发，提出现在是一个“失规制”时代的新概念，并指出，美国唯有确立对外政策的新指南——“规制主义”——才能建立起符合美国安全观的全球新秩序。他说“六种主义——霸权主义、孤立主义、民主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在失规制世界中采取哪一种最有益呢？简单说，不是任何一种，而是几种的合。”参见（美）里查德·N·哈斯著，陈谣遥、 荣凌译：《“规制主义”——冷战后美国全球新战略》， 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 我们的研究相对于过去而言在避免情绪化和简单化上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倾向把美国对外战略简单地一概归结为霸权主义战略了事，至于为什么美国采取霸权战略则缺乏分析（注：这一点中国学者、官方与民间都不例外，而且考察、理解美国对外战略多从美国对外政策行为出发，怀着绕不开的中美关系情结。代表性的观点有：赵鲁直、何仁学、沈方吾：《美国全球霸权与中国命运》，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书中列出现今五种美国霸权：全球霸权、复合式（结构、体系）霸权、联盟霸权、文化霸权与高技术霸权；《论美国霸权主义的新发展》，《人民日报》1999年5月26日，第1版。）。笼统地认为美国采取的是霸权战略这种认识至少遇到四方面的困境：一是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是制订对外战略的主体，但国会、利益集团和舆论的作用不可忽视，种种力量的交织不可能总是统一表现为霸权，且很难解释冷战后美国一再出现的新孤立主义情绪；二是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制订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国家利益，霸权战略并非总是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美国的对外战略各有侧重，不断在调整；第三，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对霸权的国家，因为它本身就是霸权。当然它反对的是别国搞霸权或挑战其霸权地位，而不是自己的霸权。其他国家的反霸其实质往往是反美或反对美国霸权行为；第四，我们所处的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霸权往往是制度霸权而非国家霸权（国家关系某种程度上处于全球严重相互依赖状态），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各个领域都首屈一指，全球化程度也最高，因而其行为在挑战国或弱国看来就成为制度霸权的替身。再有我们把美国的霸权主义往往理解为霸道，而忽视其王道的层面，对其作为所谓“善意的霸主”（Benign hegemony）一面缺乏研究。 上述两方面的认识，分别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来考察美国大战略，这就造成了一种将内外互动的战略制订背景割裂开来的局面。有鉴于此，本文倡导一种内外互视的碎片分析（因素分析）法来考察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即从理想性（内视）和现实性（外视）两个层面入手，并在前者中分离出国民性、国家性、国际性、世界性四因素，在后者中分离出国家（盟国、可能的挑战国、无赖国、“中间地带”国）与事务（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两个层面。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在总体上表现为霸权均势战略，即主要是针对可能的挑战国（与美国盟国一起属于“极化世界”）而采取的新均势战略和主要针对“未极化世界”并往往运用于各领域如文化、金融等而采取的新霸权战略（制度霸权战略）（注：“极化世界”（polarized world ）指构成世界多极化状态的世界大国或地区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以及将来可能兴起并构成一极或影响一极的地区性大国； 反之， 则属于“未极化世界”（unpolarized world）。）。均势战略侧重于现实状态， 作为一种手段更多使用硬权力且更关注于国家安全，总体上着眼于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是从横向上把握的结果。霸权则侧重于理想层面，作为目标追求而软硬权力并举，更关注于其国家利益及支配地位，是从纵向上做结构化分析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