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9年10月至11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访问日本和中国时，表明了希望推动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想法。此后的11月21日，施罗德在意大利向八国集团首脑进一步发表了支持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观点。尽管一些国家对此反应比较冷淡，认为中国加入这一集团还为时尚早，但是，这一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是一种迹象，说明随着实力的逐步提高，中国将逐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无疑具有特殊的作用。二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七国集团，曾在世界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经常协调全球性的反危机措施。冷战结束后，七国集团的政治功能渐渐强化，后来由于俄罗斯的加入而成为八国集团，其影响更为广泛。如果中国也加入进来，就会使安理会和七国集团的职能协调更容易，从而形成7+5＝7+1+1＝9（美、日、德、法、英、意、加、俄、中）这样一个有趣的算式，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解决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七国集团显小、联合国显散的矛盾。当然，类似这样算式的真正实现存在着很大的变数，至少不会是近期的事情。然而，未来中国的战略选择需要我们对八国集团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其演变前景有更加清晰的分析和判断，不论愿意不愿意，中国必将与它打更多的交道。 八国集团既构成了当前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组合形式，同时又有与那些人们熟悉的大国关系组合不尽相同的特点。一般说来，世界主要力量之间构成了不同的国家间关系组合，其中有双边的、三边的，也有多边的。双边的有中美、中俄、中日、美日、美俄、美欧、日俄等重要关系；三边的则是中美日、中美俄、美欧俄、美欧日的影响最为深远；多边的关系更为复杂，八国集团就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益协调的重要机制之一，其演变对世界局势的发展绝不可忽视。考察八国集团，不能仅仅关注其本身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寻找到八国集团之所以成为八国集团的国际经济、政治基础，进而发现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 二 20世纪，大国的兴衰起伏乃至整个世界的变化是迅速而巨大的，然而在我们考察世界格局的演变时，却发现有许多历史的沉淀在里面。比如，如果把2000年的八国集团和100年前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相比， 在成员构成上只是当时的奥地利换成了今天的加拿大。这里并不是要翻历史的旧账，而是看到在一个世纪以后，今天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俄罗斯的特殊情况除外）竟然基本都是当初的列强。更进一步说，100 多年的时间里，落后国家很少有追赶上先进国家的例子，更不用说后来者居上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里，世界各主要力量的分布和对比都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态势，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某一世界格局一经形成，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力量，在其演变过程中存在着维持原有结构的内在要求和基础，而后起的国家要冲破原有格局的束缚是有很大难度的。尤其在当前，世界格局演变中的惯性因素比以往表现得更为突出。 也许有人说，世界格局毕竟在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比较迅速，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逐步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当然，谁也不能否认格局的变化，然而问题在于，较长时期以来，不论格局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国际经济关系的内核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八国集团背后历史惯性的增强是以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为物质基础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遇到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以八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走在前列，并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全球化为不同类型的国家所能提供的发展空间是大不一样的。 来自发达国家强大的国际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通过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等手段垄断了更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国际资本的空前扩张，日益强化了发达国家的相互依赖性。由于这些国家实力强大，基本上都具有把握自身资本积累过程的能力，因此经济领域的彼此渗透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渐趋同，在西方国家之间看似不平衡的发展的表象下，却维持了发展水平的总体平衡。（注：唐永胜：《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背后》，载《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3～4月。）由此而来，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即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已经不再主要限于某一个国家了，而是逐步扩大到主要由发达国家构成的群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以绝对权力主宰世界的局面就已经开始向多极化转化了，目前西欧和日本已经成长为美国日益强劲的竞争对手。 国际资本扩张一方面使世界经济的核心部分由少数国家向国家群体扩展，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趋同又令发达国家彼此要求分享权力的愿望更加强烈，这些国家间的摩擦和竞争更加激烈了；同时，要避免竞争激化导致的两败俱伤，要想在全球经济乃至全球政治中长远占据有利的位置，相互间的协调是必须的。加强协调，符合西方各国的需要，七国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世界经济中心区域的平衡化发展并没有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状况，也没有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尽管国际竞争逐渐向比较“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只有发达国家才更有实力、更有资格享受这种“有序”带来的好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有序也并不意味着平等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种“有序”加剧了南北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使不平等也成了“一种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