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矛盾出现了重大变化，新的矛盾不断产生，旧的矛盾也具有了新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世界政治分裂单一化的结束，全球政治分裂出现多元化的趋势。正是政治分裂多元化导致了世界格局两极时代的结束和多极时代的到来。政治分裂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种相互对抗的趋势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新世纪的到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对外依存度在逐渐加大。因此，以邓小平理论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正确认识和把握全球政治分裂多样化和经济全球化两种趋势的关系，趋利避害，对于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顺利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大局，依据世界变化的新材料丰富邓小平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使命。 一、全球政治分裂由两大体系的对立到多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至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大的全球战争，战后以雅尔塔协议为标志，形成了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对立。两大体系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尖锐对立，导致双方扩军备战，特别是美苏两国加紧发展核武器，制造和储存了足以毁灭全球的大量核武器。同时两大体系又从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尽量避免世界大战的发生。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冷战”局面。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末，世界政治矛盾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政治体系的一元分裂。当然，这一时期还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与美苏霸权主义的矛盾，但是从政治分裂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分别归结到两大体系分裂中，因为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不同涵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如：非洲国家提出的非洲社会主义、一些阿拉伯国家提出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等；同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60年代，两大体系内部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在社会主义体系内，中苏发生论战，两国关系恶化，中国研制成功核武器，打破了苏联的核垄断。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法国发展了核武器，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日本、德国经济崛起。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来的社会主义体系分裂了；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取得了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原来的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新的分裂，西欧联合统一的趋势加强，1992年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签定的《欧洲联盟条约》确立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实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司法与内部事务合作的目标，标志着西欧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失去了苏联这样一个共同目标，美国与西欧、日本等传统盟国之间原来就存在的矛盾凸显，新的矛盾不断发生。因此，90年代初以来，世界政治出现的重大变化是冷战的结束，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政治体系对立为核心的一元分裂转变为多元政治分裂。其中，原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依然存在，但由于苏联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将主要矛头转向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时，美国与西欧、日本、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出现新的矛盾。世界政治分裂再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对立，而是至少可以划分为五六种政治。正是世界政治分裂的多样化趋势，导致了世界政治的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此外，90年代后，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二战后到80年代末，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后，它的国际地位继承者俄罗斯近年来经济滑坡，政局动荡，综合国力大大下降，据统计资料，俄罗斯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0亿美元，仅为意大利的一半左右，其国际地位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相反，美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科技发展迅猛，军事力量继续加强，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意识和行为日益明显。1997年5月， 美国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宣布，要确立21世纪美国“独一无二”的世界领导地位。最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21世纪全球战略宣称：“我们必须准备并愿意使用所有的国家力量手段，以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角色的行为，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并继续充当与我们拥有共同利益的国际社会所优先选择的安全伙伴。”（注：美国《华盛顿时报》1999年8月24日。 ）因此，在多元化的政治矛盾中，美国与俄罗斯、西欧、日本、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突出，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控制、遏制与其他国家的反控制、反遏制。 二、发展问题是当今政治分裂多元化的内在动因 世界政治分裂多元化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是冷战后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那么其内在动因是什么？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把冷战后世界上政治分裂的冲突归结为文化和文化认同的差异，认为冷战后世界可以划分为七八种文化或文明，“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第4、8、9页。）诚然，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差异对于世界政治矛盾与冲突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亨廷顿关于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结论也是客观的。但是，把冷战后国际冲突归结为文化和文化认同的差异，是不恰当的、不准确的；把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看成冷战后世界政治主轴的观点，更是错误的。 尽管国内外的国际政治学说纷呈，观点林立，但是一般都认为，自近代国家形成以来，国际政治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为主体而展开的，各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或文化认同的不同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甚至发生冲突和战争。例如，同为伊斯兰文化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发生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和南斯拉夫的文化都源于基督教，但却发生科索沃战争。日本学者星野昭吉认为：“从以近代国家为构成单位的国际社会的形成开始，各国国家利益的形成和追求成为现实国际政治展开的动因。”（注：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第25页。）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的内在动因仍然是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文化只是一种影响因素，但是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无疑是仅次于国家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