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东南亚国家陆续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其中许多国家纷纷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然而，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演变。菲律宾、印尼、缅甸、泰国都发生过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政权；马来西亚在拉扎克1970年出任总理后，也对英国式的民主制实行了改造，于1974年建立了马来西亚国民阵线政治模式；新加坡则建立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以上各国的政体都从民主—竞争型向官僚—权威型转化，最后形成具有其独特特点的东亚式的官僚威权主义政体。其原因我认为除了东南亚国家本身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社会及文化原因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东南亚国家民主—竞争型政治体制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经济的不发达。恩格斯曾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智慧的历史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页《〈共产党宣言〉1983年德文版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二战结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甚至到了70年代初，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落后的农业国。1965年泰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7%，印尼占84%，马来西亚占74%，菲律宾占68%，缅甸占79%（注：徐建国、吴洪主编：《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第29页。云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到1971年菲律宾农村贫困人口仍占64%，泰国占74.7%；1973年泰国人均收入为270美元，菲律宾为280美元，印尼为130美元（注：卢西恩·W·派伊：《东南亚政治制度》中译本第13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经济水平的低下，使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发育不成熟，也使得其中产阶级发育不成熟。我们知道，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中产阶级以及政党。列宁曾说过，代议制民主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注：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而采用民主—竞争型模式的独立国家恰恰不具备这一社会条件。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说：“非洲和亚洲的穷人没有表现出多少将会具有某种阶级的迹象。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也往往没有分成利益冲突的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注：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第45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在东南亚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力量非常弱小，在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它的利益不可能与国家资本主义利益完全一致，因而它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阻碍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时代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不同；二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三是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命脉的垄断与控制。由于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西方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东南亚各国不可能从容不迫地、自然地等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并由它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而在英、荷等早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并且也逐渐强大到了可以使本国的发展按照它希望的方向进行的程度。在* 法国，资产阶级甚至可以与人民大众联合去反对封建主义。由于东南亚国家社会各个阶级的软弱，其阶级意识的淡薄和组织能力的缺乏，使国家政权成为惟一的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形成了“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并存的局面，体现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关系亦即强国家和弱社会的关系。根据现代国家理论，国家具有一种独立于各阶级特殊利益之上的相对自主性，它代表制度化了的公共利益，应以社会各阶级、各集团的公共利益为取向，而不是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的代表。西方学者波朗策斯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继续下去。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而国家由于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它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注：转引自《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第41页。）。东南亚国家由于各阶级力量相对弱小，难以形成势均力敌的力量使国家可以摆脱某一阶级或一党独大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因而由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掌握着国家政权。而这个统治阶层是一个没有生产资料，但却通过权力部门控制主要生产部门和企业，拥有巨大政治势力和财富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阶级，它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着核心的、几乎有无限权威的角色，形成威权主义的领导阶层。 特殊的政治遗产 东南亚国家在形成东亚式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其现代国家产生的背景和政治遗产不容忽视。这份特殊的政治遗产就是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政治遗产对国家发展过程中政治模式的选择之所以重要，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来解释，那就是因为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在起作用。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往往会出现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的发展，而当出现恶性循环之时，要跳出这种循环的怪圈殊非易事。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着既定路径往前走，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供强化此制度的刺激与惯性，加之一种制度体制形成后，它还会滋养出在现存体制中的具有影响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诺斯曾用这一理论分析了英国和西班牙、英属北美和西属拉美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其结果（注：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123～13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变迁历史殊途与社会发展模式迥异，也包含了同样的道理。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前，东南亚地区主要受中国和印度两大帝国的影响。13世纪以前，印度借着宗教的传播以及贸易活动，曾在高棉、缅甸、马来亚、印尼与菲律宾建立了相当广大的势力范围；中国则以越南、泰国及缅甸的西北部为主要活动地区。东南亚区域各国中，菲律宾尚是一群海岛部落，并未建立统一的政权；缅甸和泰国已曾先后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高棉、马来亚和印尼先后出现受印度影响的帝国，一直到13世纪才逐渐式微（注：吴俟才：《东南亚史》第56页。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76年版。）。因此，这些地区存在过东方式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形态，或直接受到过中央集权专制帝国的统治或影响。东方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使其获得了抽取社会资源的有利条件，全面的社会控制保证了国家的富裕和国家机器的强有力运作。但是，东方国家历史上出现的歌舞升平景象是建立在对社会无止境掠夺的基础上的，在国家强盛的同时，社会却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形成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特征，这是与民族国家建立以前的欧洲大为不同的。日本学者山冈道男在比较东亚地区与欧洲社会现代化特征时指出：“欧美社会是成熟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因此，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罢，宗教上也好，都是个人独立的，而且从国家而言，个人也是独立的。换言之，欧美社会是以独立的个人自由构成国家的，所以决定国家未来的是国民。……与此相对，含日本在内的亚洲社会的特征是，未等到独立的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