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对外政策镌刻着所谓“国际主义者”的色调，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克林顿的外交顾问就称他是“国际主义者”，竞选2000年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也对外宣称“国际主义”。实行这种所谓“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目的是使美国从同他国的关系中获利。他们努力将这种“国际主义者”的角色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军事等其他领域。“国际主义者”外交政策特征背后有其深刻的全球经济原因和国际政治背景。九十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的恢复，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多边贸易体系日趋完善，形成了对外“国际主义者”政策的经济基础；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对一些发展十分迅速并在国际格局中力量越来越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贸易制裁，恶化了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外交关系，对美国及他国的利益都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这是美国执行“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是世界经济板块发展的一体化和多元化使美国选择了“国际主义者”外交的历史角色，以着眼于加强同国际市场的融合。 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外交政策披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外衣。对于主权，阿布拉姆在《新主权》一书中界定为“一种身份”，也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存在的证明”，如同“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会接受他们无法控制的任何形式的国际管理”一样，在当代国际舞台上，已经确立了任何国家都不应影响他国主权的存在与作用的国际惯例和准则。而美国却利用本国的“自由和民主标尺”——“人权”来模糊、干涉、甚至规范他国的主权，这当然引起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一致反对和强烈抗议，也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新世纪中，这种以“人权高于主权”为主要模式的“国际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将不断被修改和相应替代，否则将不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也不利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 （二）美国的对外政策军事主义性质渐趋浓厚，显示着“新干涉主义”的倾向。从本世纪末期形势来看，美国的跨世纪对外政策夹杂着血腥味的构建霸权主义的阴影，自1997年产生的《4年防务评估》、《国家安全报告》、启动北约东扩、强化美日同盟等到确立发挥世界领导地位，长期保持一超的跨世纪战略，这期间绝大部分地区冲突、局部战争都或明或暗留下了美国干涉的痕迹，美国政府把这种方式和手段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个基调写入了1999年1月20日的《国情咨文》，力图使其常识化、永久化。为表现其提升军力的决心，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同一天提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要求为此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这是“美国外交政策重新带有军事性质”的重大步骤，尽管如此，“国会议员抨击克林顿增加军事开支的建议”，认为“增加太少，不足以弥补多年来削减的数量”，由于确信“美国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匹敌的”，他要“建立一个带领全世界”的美国，包括以武装干涉的形式进行领导。 美国始终保持着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做好了各种军事行动和小规模应急措施的准备，尤其注意到“最好与盟友协调一致”去共同干涉他国，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军事战略，以谋求“压倒性军事优势”来实现美国的三大目标：“加强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推动海外民主。”美国确定到2005年将增加1120亿美元，使其军费达到约4000亿美元，来进一步实现装备的新一代更新及军事实力总体优化与组合。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是用来继续他的“新干涉主义”来抑制地区强国的发展，打压“非民主势力控制的政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一位名叫杰斐逊·卡弗里的美国大使说过，“一个大使如果不干涉他所驻国家的内政，他就没有尽职”，这也正是美国不折不扣的实施“新干涉主义”的坚定信条。美国以他的“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具有物质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愿望，能够结束美国的单极时刻呢？”这种观念，积极地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欧亚战略”，使世界和平秩序、多极化趋势面临重大威胁和挑战。 （三）美国的对外政策趋于国内政治的隐性化，“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美国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权形式和自由民主传统使其对外政策产生了“两党政治、国民性、院外活动集团”三股力量共同影响的特点。 首先，“两党政治”。主张自由主义、民主观念的民主党和代表孤立主义、保守力量的共和党经常利用在国会、白宫、法院等各自优势在大选等问题上对对方进行攻击，从而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连贯性，如在克林顿性丑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众多问题上对峙十分明显，两党政治的负面效应显露无遗。在2000年选举中甚至结束后更长一段时间里，两党争夺仍将十分激烈，其对外政策不可避免产生相对的波动性和跳跃性；其次，国民性。由于两党金钱政治的影响和中间阶层壮大，美国社会中以知本阶层国民为主体的“第三势力”不断趋于主流化，政治文化也日益呈多元化，极端思潮式微，同时，这种国民性也体现在：在建立在“最好的经济基础上的”霸权主义和世界警察角色职能的设定，竞选2000年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称“现在的美国可与十九世纪英帝国相比”，反对“缩小华盛顿职能”等。美国更侧重于强调利用传媒欺骗视听，诱导国民以“维护人权”名义支持对南联盟动武。可以想象，这种以“第三种声音”的方式来支持或干预地区的民族独立、局部冲突的危险逐渐趋向于现实化、明显化，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制定相应策略。最后，院外集团活动也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种院外活动机制通常与集团利益相联系，同政党政治活动挂钩，并显示出更强的经济价值取向，某种程度上左右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选取。如为争取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犹太人社团通过在美的经济财团围绕克林顿竞选对美国政府、国会展开了大量的积极活动，直到今天形成的“美以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台湾为“报答”总统克林顿给李登辉签发访美旅游证，利用在美的“华人募捐网”向当时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提供竞选捐款，发展到1999年10月26日美国众院通过的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等等。伴随着美国海外市场进一步开拓，院外集团将会以更频繁、更强烈的意愿来推动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政策通过，其政治作用不可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