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近几十年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在寻找一种既能使自己具有现代性，又要保留传统精华的政治体制。日本、菲律宾、南韩，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等经常宣扬自己的“民主”，确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日本、菲律宾和南韩基本上都有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传媒也几乎不受检查了；多党政治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奇迹”使一些人似乎看到了东亚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提出了“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因为亚洲的情况很不相同，民主的因素主要在东亚，因此，它们实际上指的是“东亚式民主”。虽然东亚的情况也存在着差异，但在与民主有关的文化、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上的确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共同点。 李光耀是提倡东亚民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中，推行英美式以社会自由、 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民主法制国家，不过20多个。其余大多数国家仍挣扎在创业、救贫、治安、教育和免于饥饿的基本生活线上。对于这些国家的百姓而言，如何获取生存权、劳动权等，比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还重要。因此，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更能体现群体的和谐与安乐，更能使政治与社会秩序显出和平景象，成为个人落实其权利之场域。另一位代表人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1年他在联合国对美国式民主和人权进行了批评：“如果民主意味着可以携带武器、夸耀同性恋、漠视婚姻法规、以保护个人的人权为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特殊的信仰，给出版以神圣的特权，使其滥用这种特权——如果这些就是民主的具体内容，那么不能有一种与之不同的信仰吗？”他还说：“许多专制政府都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选举产生的，人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而严谨的政府。”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盛赞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在印尼，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公开的审议，然而一旦领导人作出决定，每个人都要支持，因为这个决定是在“充分讨论和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们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他们最有力的论据是，东亚式民主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和一党体制，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没有权威主义的政府，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进而，这种经济和社会变迁为更开放和更多参与的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先于自由民主。第二个方面，东亚领导人强调纪律是保证社会安全的必备条件。他们批评西方式民主缺乏纪律约束。尤其是李光耀公开地嘲笑纽约人夜里不敢上街，没有上街的自由，而新加坡的犯罪率要低得多。他还谴责西方国家对习惯性犯罪的“娇养”，指出那种犯罪确认必须经过充分的法律过程、将“公民自由”置于社会安全之上的选择和代价是注定不能接受的。第三个方面是新闻自由问题。东亚各国都实行过新闻检查制度，李光耀拒绝改变国内的新闻检查制度，声称为了防止煽动性和破坏稳定的信息引起骚乱和降低公共道德水准，政府有权和有责任对进入本国的信息进行限制，尤其是限制那些淫秽的和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出版物在境内发行。他指出实行新闻自由的菲律宾和印度并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反而由于在人民中播下了对政府不满的种子而使生活状况更糟。 威权与经济发展 “亚洲式民主”的根本内涵之一是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它认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作是对社会繁荣的威胁，也是对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是理所当然的。进而，在他们看来，民主不是超越其他社会价值之上的一种政治选择或终极目的。相反，民主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经济福利等更高目标的工具。这不仅否定了构建有序社会时民主的效用，而且还反对把民主作为政治目标，他们认为，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在东亚是阻碍了其他形式的民主或价值选择；那种把西方式民主当作唯一的民主形式的看法是一种偏见，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亚洲式民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好政府”。这个“好政府”是一个道德化的政府，它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它要求绝对的权威。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之所以理直气壮，最主要的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东亚的经济发展迅速。这也是它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关键所在。但是，“东亚奇迹”是否就应完全归功于“亚洲式民主”或曰软权威主义呢？这恐怕要作具体的分析。 从世界历史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多数是在专制体制下开始的，这在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基本上是如此。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是在民主政体下开始工业化的。在现代史上，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东亚和拉美的少数国家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经济有较快发展的，而其他多数国家或者在集权政治下经济很少发展，或者经济是在民主政体下发展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体制的反民主本质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认为，在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下，国家管理投资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都竞相为获取自身的利益而争斗。并且，领袖多为自己的任期和选举所困扰，从而尽量满足选民的短期物质利益。所以，他们更关心消费和福利，而不是投资。此外，首脑的定期更换，尤其是反对党首脑的上台，使政策的连续性很难予以保证，这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政府则被认为可以克服这些弊端。它没有任期的限制以及对选民的过分依赖，可以不顾选民的近期利益而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因此，它更能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不被可能会限制经济增长的再分配压力所困扰。进而，由于权威主义政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行使权力，压制住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因此它更可能实行连续一贯和不受干扰的“纯”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