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9月27日举行的德国第十四届联邦议会的选举中， 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格哈德·施罗德一举击败了执政长达16年之久的基民盟总理科尔。这给已是一片粉红色的欧洲政治版图又增添了一道迷人的瑰丽，被舆论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春天的到来和自由主义冬天的结束。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施罗德为使社会民主党尽早摆脱困境、获得生机，打出了“新中派政策”的旗帜，加入了风行于欧美政治舞台的“第三条道路”的大合唱。 一、“新中派政策”的实质 “第三条道路”是当今欧美社会民主党人为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环境等方面的全球性变化而提出的、试图超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条中间路线。它在欧美的两个旗手分别是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他们改革了传统左翼主张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和高政府开支的政策，同时又借鉴右翼提出的自由市场学说，因此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对此，施罗德心驰神往并加以模仿。在98年的大选中，施罗德旗帜鲜明地提出“工作创造与中间阶级”的口号，迎合了不同阶层选民的心理需要。这表明以施罗德为代表的德国新一代社民党人认识到了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政策纲领远远落后于九十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注意到了右翼政府推行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政策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负面影响，从而选择了一条超然左右、力求务实的中间道路。施罗德的政治偶像、英国工党的“政治神童”布莱尔在祝贺施罗德大选胜利时说，英德两国都是持有同样观点的政府。此后不久，在施罗德出访英国期间，两国还成立了一个由贸易和工业部长组成的具体负责“布莱尔主义”和“新中派政策”的英德委员会。施罗德因之而被世人称为“德国的布莱尔”、德国“第三条道路”的“总设计师”。1999年 4月，施罗德还在华盛顿与克林顿、布莱尔、达莱马、维姆·科克就“第三条道路”问题进行讨论。从理论上讲，其“新中派政策”实质上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德国版本。这是因为： 1、施罗德推行的“新中派政策”， 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具有务实性，即以实用主义为圭臬，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淡化左右之争。施罗德自我标榜既非左派、亦非右派，宣称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用什么政策，因为“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注：宋以敏：《西方新代领导人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5日。）长期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因过分囿于左右之别而陷于僵化的思维、行为模式之中，理论创新偏弱，缺少革新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在议会斗争中因拉不到大多数选民手中的选票而与执政无缘。有鉴于此，施罗德所谓的“新中派”包括了来自德国社会各行各业“创造效益的人们”、“想在职业中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意愿的人”和“正在寻找培训和工作机会的青年人，以及一切不甘忍受失业和不公正现象的人”。（注：《劳动、革新与公正——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第12页。）这些人约占德国总人口的70%，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广泛的群众基础。为超越传统阶级政治的分野、寻求跨阶级的公民支持，施罗德的竞选纲领还针对当时高达10.2%的失业率，大肆宣扬社会公正的思想，其中写道：“我们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我们合作，为实现我们对现代化和公正的德国的设想而共同努力。我们要填平我们社会中的社会鸿沟，最终完成我国的内部统一。我们要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并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强者和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注：《劳动、革新与公正——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第13页。）此外，施罗德还强调“现代性”和“技术创新”，主张用工作创造去代替福利救济的发放，这取悦了众多的青年选民。施罗德在大选中取得的佳绩，印证了他本人去年五月在社民党科隆会议上所说的话：“新中间道路不但对所有那些想拥有主动性、愿意体验劳动市场灵活性的人们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对那些想实现自食其力的理想、甘愿承担风险的人们也是有吸引力的。” 2、“新中派政策”另一个特点就是其具体主张的妥协性。 施罗德在谈到“第三条道路”时说：“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主流是试图找到回答因全球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其中，最关键的是平衡，即如何保持社会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保障间的平衡”。 （注：Jordan Bonfante:Joining the Third way,Time Daily, July 20, 1998 Vol.152 No.3.）这一思想使“新中派政策”的具体主张具有明显的妥协性：1、兼顾供给和需求。施罗德认为， “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愤怒的不是什么左的或右的经济政策，而只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经济政策。”（注：霍姆巴赫：《突破》，杜塞尔多夫1998年版，第25页。）针对社民党强调政府干预的需求导向型传统经济政策已回天乏力、严重偏离社会现实，施罗德提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重新认识市场的作用，把侧重于供给的新自由主义与侧重于需求的新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扩大就业，以此来增强对中产阶级和经济界的吸引力。2、兼顾公平与效率。 “新中派政策”从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已失去往日的灵验这一现实出发，表示要摆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宣扬社会公正、反对失业的同时，适度调整福利政策，以刺激企业竞争、减少公共赤字。3、兼顾权利与责任。 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只突出社会对个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权利的保障，忽略了个人对社会尽职尽责的要求。因而，“新中派政策”强调了权利与责任的一致性，认为应该“促进并加强人们的自我负责能力”。借用布莱尔的思想导师吉登斯的一句名言，就是“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 二、“新中派政策”的德国特色 不同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由于所处思想及政治环境上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特色。似乎有多少个信奉“第三条道路”的国家，就有多少种“第三条道路”。美国称之为“新进步主义”、英国称之为“布莱尔主义”、荷兰称之为“紫色联盟”。英美两国由于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经济政策上的共同之处更多一些；荷兰的工党则采之以约翰·罗尔斯为理论来源的“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第三条道路”代表了北欧福利发展模式改革方向。 施罗德本人认为，由于每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传统，让德国采取另外一个国家的模式是没有道理的，不管它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市场模式，还是法国的国家模式。虽然他对布莱尔的理论推崇备至，但“新中派政策”决不仅仅是“布莱尔主义”的克隆物。首先，与之相比，“新中派政策”在目的、实现途径等方面都显得不成熟、不明确。其次，在被认为是德国“第三条道路”纲领的由社民党艾伯特基金会发表的《经济效率、社会团结、生态持久三个目标，一条道路》这一文件中，对生态负责的思想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此外，施罗德始终对“第三条道路”这个他所谓的“哲学流行语”保持着十分的谨慎，对于“新中派政策”，没有像布莱尔那样作过长篇大论般的系统阐述。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