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15日， 韩国海军和朝鲜海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延坪岛以西海域，发生了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首次海上交火事件。就在海上硝烟尚未散尽之时，又传来朝鲜将发射“大浦洞2号”远程导弹的消息， 从而使半岛乃至东亚局势更加趋于紧张。在韩国政府于此前后的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应对中，其正在调整中的国防战略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 一、重新以朝鲜为主要防卫对象，但在对策上变武力对抗为“以柔克刚”。冷战结束后，韩国军方对周边安全形势和所谓“威胁”的判断曾发生几次变化。90年代初，刚刚签订了南北基本协议书的韩国，一度放弃冷战时期把朝鲜视为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看法，强调要在应付“北方的威胁”的同时，准备应付来自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列强的“多元潜在威胁”，并在1991—1992年度《国防白皮书》中，对有关国家依“威胁”程度的排序中，首次将周边强国日本和中国列在朝鲜之前。但随着朝鲜与韩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对立日益加剧，韩国又恢复了以往的看法，将朝鲜重新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并提出3 条“论据”：（1）韩国认为， 朝鲜始终未放弃所谓“对南赤化统一”的战略。其依据是：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金光振等高级将领曾于1996年3月针对韩国举行的“护国—96 ”防御演习发表讲话说：“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认为在朝鲜面临日益严峻的“体制危机、经济困难和外交孤立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其为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冒险发动战争的可能性”。（2）韩国确信， 朝鲜为实现其“强盛大国”战略，一直把军事力量作为“维护体制”和实施“对南赤化战略”的唯一手段。为此，朝鲜正“致力于增强资源节约型军事力量，加紧研制核武器、远程导弹等战略武器”，同时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将116 万正规军中的70万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前线地区，随时可对韩国发起全面攻击。（3）双方的武装冲突逐渐增多。六七十年代，双方仅发生3起武装冲突。80年代，发生武装冲突5起。90年代至今，已发生武装冲突6起，且规模趋大。 韩国虽然重新将朝鲜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但在对策上与冷战时期却迥然有别。 首先，考虑到武力统一可能对南北双方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开始以“阳光政策”等较为柔和的对策代替以往以军事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强硬对策。冷战后的韩国两届政府，在确认南北分离、两种制度、两个政府并存，谁也吃不掉谁的现实前提下，都放弃了冷战时期以武力“吞并统一”的战略，转而采取积极对话、扩大双方经贸和粮食援助等较为灵活的策略。与此相适应，韩国军方也提出分4 阶段统一南北军事力量的构想。韩国力图通过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对话接触，逐步打消对方的敌意，诱导朝鲜放弃以武力“赤化”南方的主张，按照韩国所设计的道路一步步走向“和平统一”，从对话中得到对抗所得不到的东西。为此，韩国不但拒绝了美国企图以海空力量联合摧毁朝鲜宁边地区所谓“核设施”的要求，而且于1999年5 月正式宣布不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其中固然有怕招致朝鲜报复的顾虑，也有以温和的手段诱使朝鲜就范的谋略思考。 其次，通过军控谈判来限制朝鲜发展军力。面对韩朝双方综合国力差距日益增大和国际军备控制活动日趋活跃的现实，韩国对南北双方军备控制的意义作出新的评估，认为，它可以“缓和南北军事紧张状态，防范战争于未然”，是通过和平手段“确立南北和平共处体制及奠定和平统一基础”的重要途径，进而提出南北军控分3 步进行的设想：一是建立信任，二是控制军备，三是裁减军备。企图通过维护停战体制和建立和平体制，进一步解除对方武装，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优势，对北方实行“和平演变”和两德式的“吞并统一”。 再次，在提出柔和政策的同时，强调“以柔克刚”。韩军把发展军力和增强现代条件下作战能力作为柔和政策的基础和后盾，并在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时刻显露其坚定态度和锐利锋芒。韩军先后以军事手段处理了1998年6月至1999年6月间4起海上“入侵”事件， 但每次事件后， 在指责朝鲜的同时仍不忘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如“6.15”事件后，韩国政府立即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委会， 会议所发表的新闻公报，既表明其将以强有力军事手段对付“武装挑衅”的强硬立场，同时又向朝鲜挥舞橄榄枝。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韩国为防范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所采取的柔中有刚、以柔克刚的对策。 二、放弃排他性“自主国防”概念，继续强化韩美联防体制。韩国作为近代朝鲜李氏王朝半壁江山的继承者，与当年的李氏王朝一样，同处在大国特别是周边强国的势力交汇地带。因此，两者依据地缘政治所制定的国防战略都是依附某个大国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同的是，李氏王朝的依附对象为周边某个强国，而韩国根据中国古代“远交近政”的谋略思想，依附的是远在西半球的美国。依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来对抗半岛北方的朝鲜，就成为韩国国防战略的主要特征。 冷战后，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韩国国内“自主国防”的呼声日渐高涨，强烈要求以“国防自主的自然伙伴关系”取代昔日美主韩辅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出于其收缩海外兵力部署的新全球战略构想，同意在韩美联防体制中变换角色，并开始逐步向韩军移交作战指挥权。然而，1998年初金大中政府组成不久，却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提出放弃排他性的“自主国防”概念，进一步加强韩美联合防卫体制的新战略主张。其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1997 年底由亚洲金融风暴所引发的韩国经济危机，不仅使韩国综合国力大跌，而且严重影响了其对实现“自主国防”的资金投入。韩国1998年度国防预算，仅为1997年的70%，原拟从美购买多种先进武器装备和研制潜艇、驱逐舰等计划被迫推迟，从而使其不得不放慢“自主国防”的步伐。第二，韩军认为，目前半岛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地区内一些潜在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正日益扩大。从现实看，韩军尚无力独立完成防卫任务，更无力与地区列强日渐增长的“潜在威胁”抗衡，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自主国防”不应是“排他性”的，仍需以韩美联防为基础。第三，放弃排他性“自主国防”概念，符合投入少、受益多的国防效益观。韩军认为，更多地依靠以美国核保护伞和驻韩美军为主体的军事威慑力量，可达到以较少的国防投入即得到渡过经济危机所必需的国家安全环境的目的。于是，借大国之力保安全、谋统一、进而称雄一方，就成为韩美联防体制能在韩国民族主义反对声中继续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上可见，韩国对韩美军事同盟关系的调整，主要是根据客观现实的需求来确定的，半岛局势平稳和国内经济形势好时，其进度则快些；半岛局势和国内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其进度则慢些，从而使“自主国防”的步伐呈现出时快时慢的特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