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以来，科尔政府在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国家利益重新定位的基础上，积极地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德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不仅引起世界的关注，而且在德国及其邻国引发了争论，其中又以围绕“正常化”展开的讨论最引人注目。 一、关于外交政策“正常化”的讨论 90年代初，德国国内以国家地位“正常化”为前提展开的有关争论，主要集中在德国应该如何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正常”地制定和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一问题上。“正常化”的主张者强调，德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后，它应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利益和目标，同时将相应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有关的讨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邻国都引起反响甚至忧虑。 在德国的邻国，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统一的德国将谋求的外交政策利益目标和准备承担更多的责任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同样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例如在法国，讨论直接涉及统一和强大的德国在日益深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问题在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德国邻国引起更大的关注和反应。1994年11月在挪威加入欧盟的全民公决中，反对派获得胜利，它表明在这些国家中仍有较强的政治力量不希望与德国保持过分紧密的关系。（注：参见：Bernard von Plate :Die internationale Rolle Deutschlands,in:Informationen zurpolitischen Bildung,246,1.Quartal 1995, InternationaleBeziehungen Ⅱ,Frieden und Sicherheit in den 90er Jahren,S.71）针对欧洲国家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产生的疑虑，德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和学者强调，德国提出和实行“正常化”外交政策时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利益在统一后同样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和合作才能实现。（注：参见：Bernard von Plate :Die internationale Rolle Deutschlands,in: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246,1.Quartal 1995,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Ⅱ,Frieden und Sicherheit in den 90er Jahren,S.73） 1994年7月12 日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解除了德国向北约境外派遣联邦国防军的禁令，它再次引发了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双方的分歧被舆论集中地归结为“军事化”与“正常化”之争。反对派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军事化”的新动向，德国政府在对外交政策手段进行选择方面已出现了重大转变，统一的德国作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正企图重新成为以军事手段建立“秩序”的诸强国中的一员。赞成派则认为，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后的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德国国力明显增强的同时，新的问题也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不断出现，如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冲突。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德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迫使德国放弃由于东西方冲突和历史原因而对其使用军事手段采取的限制，联邦国防军参与北约境外行动是形势变化所要求的，它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具有象征性意义。 （注：参见： Gunther Hellmann: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isierung":Zur Standortdebatte über die neue deutsche Auβenpolitik,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B1—2/97,S.24） 在当时最大的议会反对党社民党作出赞成向北约境外派遣联邦国防军的决定之后，该党与科尔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这一原则性分歧实际上已消除。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对以和平和非暴力为宗旨的绿党产生很大的震动，并在党内引起激烈的争论，其范围已不局限于“正常化”，而是深入到德国的和平与安全政策这一对外政策的重要领域。其内容包括：德国是否应该或者以何种方式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派遣联邦国防军，在解决冲突中使用和平与军事手段之间的战略关系，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以及如何用一个全欧安全机构来代替北约等一系列重大的安全政策问题。 红绿联盟执政不久，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讨论又趋活跃，而这次提出“正常化”的却是来自左翼，例如社民党老资格的外交政策专家埃贡·巴尔。最近的这次讨论是联邦新总理施罗德以迁都为契机，发表建立“柏林共和国”的言论而引发的，它首先涉及到德国如何看待二战历史这个老问题。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社民党政治家，施罗德发出了卸下历史包袱的明确信号。因此，这是一场由历史及内政问题引起的外交政策讨论。埃贡·巴尔多次发表的有关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德国不应该忘记奥斯威辛，它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德国不能始终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过去的历史不应成为德国恢复到正常状态的障碍。第二，德国人应该消除国家分裂造成的政治烙印，应该习惯于德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德国应该像其他大国一样在国际事务中“正常”地发挥作用。第三，德国虽然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但它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习惯于自决。德国不应该像某些美国批评者所说得那样继续成为美国的附庸，在重大问题上德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主张。与此同时，埃贡·巴尔向新政府提出了实行外交政策“正常化”的重要建议：德国应该重新具有“大国意识”，但不可骄傲自大；德国乃至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应由过去的那种“舒适的监护关系”转变为一种“成熟的伙伴关系”。 （注：参见： Egon Bahr:Die"Normalisierung"der deutschen Au β enpolitik,MündigePartnerschaft statt bequemer Vormundschaft,in:IN—PRESS,ST3/1999,S.1—2。参见：Salzburger Nachrichten,19.10.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