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发展史是一部多变故、多动荡的历史。民族国家内的革命和内战，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国际政治结构性的调整和震荡，以前所未见的速率展现在我们眼前。对于国际政治结构变更的这种加速化，人们曾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提出过许多很有说服力的假说。不过，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作为一种多因之果，释意的空间似尚未完全封闭。本着一种探索的精神，本文想从现代化发展这个较为独特的观察角度，来阐释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变迁的动因。我们认为，各国在探索自身现代化实践中所存在的时间差异、模式差异以及成功与失败上的差异构成一条红线，贯穿于近现代国家间政治关系互动之始终，并造成近现代各国在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方面重大分野，导致国际政治中实力对比关系快速急剧变动，推动国际社会围绕利益结构的维护和调整展开激烈竞争。 一、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 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通常是指国际政治中主要的大国在相互关系方面的一种根本性变动，是整个国际社会在利益分配整体结构上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回顾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中的这种结构性震荡既频繁又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从大英帝国崛起问鼎欧洲到拿破仑帝国摧毁欧洲的力量均势；从德国早年追逐“阳光下的地盘”到希特勒纳粹第三帝国挑起的世界性大决战；从战后的冷战体制到今天两极格局的解体，可以说都是这种结构性震荡的一些典型体现。 一般认为，自近现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体系基本上是一种缺乏中央调控机制和手段、各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政治系统。在这种系统中，利益分配的结构和机制基本上是建立在所谓的“实力原则”基础之上。因此，这种系统中特定的国际政治利益结构大体上所反映的，乃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家间在实力方面的对比关系。而这种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主要依赖于特定国际政治利益结构与各国之间实力对比关系的相对接近或相对平衡；一旦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被严重破坏，国际政治结构就难以避免地面临动荡性调整的要求。 我们知道，在各国间实力对比关系和国际政治利益结构这对矛盾中，既定的国际政治利益结构具有着维持自身结构稳定的功能，从而构成一种“保守”的力量；而各国间实力对比关系实际上经常处在变动过程之中，因此，它既是打破两者之间相对平衡关系的一个主动因素，也是提出变更既定国际政治利益结构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革命”性力量。不难发现，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的频度是和这两者之间平衡关系被打破的速率有关系。各国间实力对比关系变动得越激烈，国际政治利益结构作出适应性微调就越困难，而冲突的烈度也就会越大。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国际政治结构性调整都采取了激烈的震荡方式。 由于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所涉及的范围宽广、造成的破坏严重、产生的影响深远，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人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探讨，希望能揭示出形成这种震荡的原因和机制，希望能对这种结构性的大震荡进行某种预测和防范。列宁从垄断资本运行和工业技术发展特点的分析角度，提出了著名的“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为我们理解“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当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也没有超越列宁的这一分析视野。他在自己那本颇有知名度的《大国的兴衰》中，也只是强调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上去，在他看来，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趋势方面的差别是导致国际间结构性失衡和利益重组的根本原因。（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起》，求是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相对注重“文明的创造”。他在对“文明生长”过程的分析中，提出了国家的“退隐和复出”假说。在他看来，像意大利、英国这类曾引起世界历史结构性变化的国家，都在一定的国际地缘政治结构中占有着某种有利的“边缘”位置。正是这种有利的地缘位置，使它们具备了能从外部世界的纷扰中抽身“隐退”出来，致全力于自身文明内部问题解决，完成自己“创造者使命”而复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这些复出后的国家就会“把它们的烙印打在社会全体身上”。（注：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末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95页。）因此在汤因比看来， 国家间利益结构的根本性调整正是这些国家在完成了新文明创造后“复出”的直接结果。和汤因比的认识方法较接近的学者还有19世纪法国的托克维尔、本世纪日本的梅棹忠夫。托克维尔在他那个时代就对美国和俄国在世界政治中百多年后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预言，梅棹忠夫则在60年代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与地理、气候分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大胆而且被今天证明不无道理的假说。（注：参见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对于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原因和机制的解释和探讨，都从一定的侧面，一定的层次上深化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假说构成了我们今天对这一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在这样一个既有基础上，我们结合对于世界现代化曲折发展历程的观察、分析和思考，结果发现，无论是各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还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那些“长时段”历史现象的作用，实际上在近现代都因现代化问题而得到放大，都围绕着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开创、成败这个中心而展开。因此，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还有从现代化发展的模式和进程这个层面开掘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