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和树立什么样的安全观是关系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这一问题，世界各种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如今，尽管国际社会尚未就此达成全球性的共识，但近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表明：新安全观正逐步形成，不断完善，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与此同时，旧安全观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兴风作浪，给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是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其目的是制服对手，称霸世界。本来，它理应随着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成为历史的垃圾。但是，它却逆时代潮流而动，改头换面以新形式出现。 就实质而言，这种悖时代潮流的安全观完全是冷战思维的延续。美国1998年4月推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和1999年4月在美国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通过的《北约战略新概念》表明，经过冷战结束后多年准备，美国新的安全战略已经正式出台，这一战略简而言之就是：在东西两线建立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的军事集团或军事联盟，构筑由美国主宰的全球安全体系。在西线，美国极力强化和扩大北约，将其从一个集体防御组织改造成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在东线，美国坚持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与日本签订新防卫合作指针。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强化军事实力，特别是大力发展高科技武器。1999年，美国的防务预算开支高达2762亿美元，相当于英、法、德、日、俄罗斯和中国6 国军费总和的1.67倍。为扩大高科技武器领域的优势，美国正加紧实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凡此种种证明，美国当今的安全理念，无论是就其所赖以实现的组织机制和手段而言，还是从其所追求的目标看，在实质上与冷战思维都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在新形势下，美国竭力推行的这种新安全战略，与冷战时期相比较，又有所变化和发展。昔日的“反共”旗号现在披上了更具欺骗性的所谓“人权”、“人道”的外衣。在过去的一年里，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观念过时”等谬论甚嚣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代表人物甚至公然宣扬修改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和“新干涉主义”。冷战思维在新时期的这种乔装改造的安全新战略的系统化、理论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但是，和平与发展毕竟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与冷战思维及其新形势下的各种谬论的撞击、斗争中，一种符合时代特征和形势发展客观规律的新安全观已经形成，并逐步深入人心。其核心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是这种新安全观的崇高目标。冷战结束后，各国都面临着发展这一紧迫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成为地球村，许多原来是一国范围内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诸如困扰世界的环境恶化、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国尤其是各大国之间再不能像冷战期间那样互相威胁，更不应该以建立或强化军事集团、增加军备等手段来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应该加强合作，协调相互关系，合力寻求各国的共同发展。 第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奠定新安全观、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在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贫穷富有，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应该以兼容而不是排斥的心态来看待世界多样性，更不得以任何方式、借口予以干涉。今天，面对某些西方国家鼓吹的“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等危险论调，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宗旨为新安全观的政治基础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只有这样，世界才能走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阴影，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保障全球和平与安宁。 第三，通过对话与协商机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实现新安全观目标的正确途径。由于历史原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民族、宗教问题和边界与领土争端，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要考虑到诸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而且关系到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因此不能简单地诉诸武力。无数事实表明，动辄诉诸武力或外来干涉，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只有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协商，以和平的方式才能有效地解决一国内部或国家间的此类纷争。 第四，新安全观应该是综合的安全观。新形势的发展已将确保军事安全外的其他范畴的安全置于维护国际安全不可或缺的位置。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由于各国相互依存性的加深，彼此之间更加休戚相关。因此只有树立综合安全观，世界和平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