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产生 中国和联邦德国于70年代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一次例外(注:1987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决议。),联邦德国在1989年以前从未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1989年6月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改变了一切。一夜之间, 人权问题成了德国对华政策的首要问题,德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作出了激烈的反应。1989年6月15日, 德国联邦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提出了以“制裁”为核心的强硬的对华人权政策。第一,在政治上,该决议配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作法,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同中国的高层政治接触。第二,在经济上,该决议决定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其范围包括:(1 )终止双方的经济合作,只有少数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项目可以继续进行;(2 )停止提供新的经济援助;(3)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装备、 军用物资和警用物资;( 4)在“巴统”组织内加强对向中国出口高技术的控制。第三,该决议规定,德国政府应积极在多边领域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便“促成下一次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并“促成经合组织与欧共体作出相应的决议”。第四,这个决议首次提出了人权问题是德国对华政策的基石。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不能达到令德国满意的程度,两国关系根本不可能好转。“德中关系的积极向前发展,今后将以中国政府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为前提。德国联邦议院要求联邦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它加入联合国人权两公约。”(注: Mechthild Leutne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S.327—330.Berlin,1995.) 此后不久,德国联邦议院在1989年6月23 日通过的决议中又对上述措施作了若干补充:第一,在经济方面加大了制裁力度,特别是取消了对华出口信贷担保。第二,在多边层次,德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立即讨论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要求“世界银行立即停止对华贷款”,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独立的人权组织入境及探访被捕人员。”(注:Mechthild Leutner,S.331—332.) 1989年制定的德国对华人权政策,其中心内容是通过施加政治的、经济的和外交的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和实施西方的人权标准。这项强硬的、违背国际法公认准则的外交政策,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中大获全胜而得到了德国国内的有力支持。德国期望通过这项政策推动中国“演变”到民主市场社会。 二、关于对华人权政策的辨论 1989年的事件在德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德国政府、各政党和新闻界的反应十分尖锐,在西方国家中都属于相当过激的。德国知识界开始进行“对中国的反思”(注:Ulrich Menzel(Hrsg.) : Nachdenken ueber China,Frankfurt am Main,1990.)。关于德国对华人权政策的讨论也持续了好几年。在这场讨论中,典型的观点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1989年的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像东欧国家一样很快垮台。中国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对西方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的胜利无法抗拒。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灭亡具有生物学上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中(注: Marie- Luise Naeth:Die Volksrepublik China nach der Fruehjahrskrise von 1989. in:Aussenpolitik,3,1991.),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这既能表明德国的政治立场,又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施加影响,促使中国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市场社会。因此,德国政府和社会都应采取一种不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从而使中国政府“丢面子”,丧失合法性(注:Erwin Wickert:Die Angst regiert. in: 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29.7.1989.)。人权在德国对华政策中占首要的位置。如果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如果中国不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德中关系不可能有积极的发展。德国应该准备为此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现在应该做的是公开站在民权主义者一边,同他们一起促进民主的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即使在经济上遭受冷落也应忍受。”(注:《惊惶失措只是暂时的》,《法兰克福汇报》,1990年12月27日。)德国应采取积极干预中国人权问题的立场,推动中国的转变。外交部国务部长赫尔穆特·舍费尔说:“人权位于我们的议题的首位。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对一切政治犯实行大赦,并且不对他们使用暴力。我重申,基本的人权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我们将同我们的欧洲伙伴一起,致力于使中国政府遵守普遍的法律准则。”(注:赫尔穆特·费舍尔:《1991年12月6 日的人权》,德新处波恩1991年12月7日电。 )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支配了德国的对华政策,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