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外交方针及对华政策 冷战后，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后，世界及亚太地区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的外交方针和对华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 （一）避免经济环境恶化和加强日本在东北亚安全地位，是当前日本外交的最重要目标。争当政治大国是80年代日本提出的外交目标，现在也并未放弃这一目标。但是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及日本此次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软弱表现，使日本在东亚的政治地位下降了。同时，又发生了朝鲜试射卫星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避免经济环境恶化和加强日本在东北亚安全地位，成为当前日本外交的最重要目标。 （二）强化“日美基轴关系”，但同时出现了利用中美矛盾，争取中国支持其与美国争夺亚洲经济利益的倾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美国经济萧条，而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尚未暴露，发展势头仍然较好，中国的经济规模尚小，而且处在调整期中。这时，日本一部分战略家提出未来世界应形成“美日欧”三级格局。但进入9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复苏，日本经济转入萧条，中国经济经过调整后获得持续调整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性又有强化，关于建立美日欧“三级格局”的主张基本匿迹，而更多地强调当今世界是美国领先的“一超多强”格局，要求协调日美矛盾，坚持外交仍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但今年5月美轰炸我驻南使馆，中美关系转入低潮， 日本出现了利用中美矛盾，争取中国支持日本与美国争夺亚洲经济利益的倾向。 1999 年6月4日，日本外务省经济事务局官员来我国访问时，便明确谴责IMF 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与美国大企业密谋合作，乘火打劫，重提为了亚洲的共同利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 （三）强调在现存亚太国际秩序制约下，发展中日关系。早在80年代末，日本就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但当时其意图还不是很明朗。去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小渊首相明确表示：“今后，日中作为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负有责任的国家，不能仅仅考虑两国间关系，而应面向国际社会，进一步发展对话和交流。”也就是说两国间的有关问题必须放在维护现存亚太国际秩序的范围内考虑。现存亚太秩序实际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崛起正在削弱其主导地位。为了避免因中国的崛起而使日本在中日双边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日本越来越强调将中日关系放在多边范围内考虑，表明了要将中日关系置于现存亚太国际秩序制约下发展的强烈意向。这是一项既能制约中国，又能避免和中国单独对抗，还能促使中日关系有限度发展的方针。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将是日本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指导方针。 （四）在科索沃问题上，保持较为中立的立场，同时欲利用这一事件，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对美轰炸科索沃依据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是同情和支持的，但由于日本地缘战略的脆弱性，非常担心国际秩序失控，因而对美国越过联合国行事是有保留的，加上日本两大邻国中俄反对美轰炸科索沃，所以日本在科索沃问题上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采取了较为中立的立场。同时欲利用这一事件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因而积极参加8国有关科索沃问题的行动， 并借机再次提出了关于联合国改革的主张。 二、我国的对日政策 （一）应从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对日政策。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包括三个层面：（1 ）实现及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统一和完整。（2）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3）促使国际秩序顺应多极化潮流， 向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更加稳定、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中国在考虑对日关系时，必须从包括上述三个层面的全局利益出发，而不能惑于一时一事之得失，损害全局利益。 （二）不能脱离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矛盾背景来考虑对日政策。美轰炸科索沃及我驻南使馆、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日共同研究TMD 、企图将台湾置于TMD之中等一系列活动，日益清楚地表明， 冷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正在转变为美国维护和追求以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企图与世界多极化要求的矛盾。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国际关系都难以避免这一矛盾的影响。考虑对日政策不能脱离这一背景。 （三）在目前东亚乃至亚太国际格局中，相对于日美，中国的战略地位较弱，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由于日美同盟的加强，特别是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的通过，使中国在以中日美三边关系为基础的东亚乃至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中，相对日美而言，地位较弱。这给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以及实施对南沙固有领土的主权，造成相当大的困难。这种状态会延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四）在东亚乃至亚太国际格局中，中国的战略地位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但根本恶化的可能性较小。政策得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的弱势。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存在相关性和对抗性两个方面，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相关性较之冷战时期明显加强，加之中国幅员辽阔，经济规模大，市场潜力强，综合国力位于世界较前列，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在处理许多地区及全球问题时不能没有中国的合作。因此，从根本上堵遏中国、限制中国的发展，不但是美日做不到的，而且也会损害它们的根本利益。这使美日的对华政策中都包含有制约中国和与中国合作两重性。同时由于日美间的矛盾，日美双边关系的进步加强也受到重大限制，日美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不可能不考虑对华关系。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战略地位虽然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例如日美搞成TMD，甚至将台湾置于其中），但根本恶化可能性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