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作为本世纪学术界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发端于索绪尔语言学，经塔尔科特·帕森斯及罗伯特·默顿等学者的努力已经以“结构—功能主义”身份扎根于社会学领域；经列维·施特劳斯、皮亚杰及阿尔都塞的努力，分别进入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结构主义是指某一系统中结构的整体性、功能性、内在规定性与自我平衡性。结构主义被引进国际关系领域后，主要用以分析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与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及其行为的作用关系。在这里，结构主义通常意味着在“结构—行为体”模式中，结构对行为体及其行为、功能的决定和规定作用；同时结构主义隐含着对维持世界现状及连续性的推崇与肯定。国际关系的结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求以‘同时态’的观点出发去研究一个特殊体系，从而把时间因素消除在那个体系的理想化模型里。”（注：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在结构理论的解释下，世界政治受某种基本不变的规律的支配而呈现出巨大的稳定性。在建构结构理论的历程中肯尼思·沃尔兹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起了关键作用。前者主要是从市场模式与国际体系的类比中导出其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后者则主要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构建支配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时段”历史体系结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文将主要涉及前者。 一、新现实主义及其结构理论 尽管从历史角度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于70年代，二者都是对世界政治现实演变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传统遭遇尴尬处境的有力回应，但新现实主义更接近现实主义传统，却又有所开拓，其开山人物肯尼思·沃尔兹于1979年出版《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后，国际关系领域便掀起一股推崇或批评结构现实主义的浪潮。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已经成为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奠基之石。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框架，还在于这种结构主义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流派以及批判理论批判的众矢之的和立论之源。 尽管新现实主义者对70年代国际现实中涌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多极化趋势的萌芽，以及全球性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的网络建设并非熟视无睹，但依然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内涵：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自助假设，国家中心思想以及权力平衡和均势机制。新现实主义主要以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和海德利·布尔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年）和《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1977年）三部力作之中。 沃尔兹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立了一套自称是“并非包罗万象而是系统化”，“并非注重国际政治性质和内容而是强调其结构”的系统理论，其系统结构理论包括两个层次：系统内的单元层次、系统本身的结构层次。系统的单元是指国家行为体，主要是大国；系统的结构是由系统内自助的单元共同行动形成的，它取决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按实力大小的排列顺序；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它们之间的判别主要产生于它们不同的力量（实力）。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性质，系统的结构层次决定了系统的单元层次。这就是沃尔兹系统结构理论的主要思想。 但是当我们回顾整个80和90年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反观其理论有效性和构筑合理性时，不难发现，新现实主义者思想意识深处固守的不仅是两极体系，而且还有大国决定原则，其主张无非可概括为“结构决定单元，大国决定结构”，它暗示了美、苏两超主宰的两极体系的先验合理性。因此，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实际上是在威慑背景下，凝固在美、苏两大国身上的理论，或者说是在为两极均势体系和大国主宰世界原则作理论上的注解和辩护。 不仅如此，沃尔兹对理论建设本身的看法也大大影响了他建构理论的进程。“在一个系统里，理论可以解释连续性，它告诉人们去期待什么发生，而且说明为什么期待它们发生。在一个系统里，理论对经常发生和重复发生的现象作出解释，而对变化的现象不作解释。”（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沃尔兹的这一陈述，让我们想起了他对莫顿·卡普兰等系统论学者的批评。沃尔兹认为卡普兰等人的系统论虽脱胎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罗伯特·莫顿等社会学家以及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等政治学家的结构—功能理论，但由于行为主义倾向过浓，而陷入对变项组合及边界信息输入—输出等功能性分析，而且往往与事件及危机处理等决策问题密切相联（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153—187页。），因而不足以把握国际政治的规律和内在特征。沃尔兹在批判系统论的同时又继承了系统论守成的一面。“由于系统论强调稳定、均衡、稳定状态和模式的保持等概念，因此在思想意识上偏于维持现状，尽管均衡理论并不一定包含反对变革的偏见。”（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前引书，第188—189页。） 鉴于以上两个方面，无论是理论的内容或是理论的性质，沃尔兹实际上是混淆了理论创建的方法论和理论本身的界限，“他采用了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原理的东西（即结构主义、并以此来构筑理论，这本无可非议）但却随即将其转化成一种本体论。 ”（注：John G 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in RobertO.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51.）毫无疑问，具有强烈本体论倾向的方法论，一旦用于理论建设必然使该理论变得空洞而单调。正如弗雷德·海利德指出的“沃尔兹创造的是一个缺乏内容的体系（ A System Without Content）”（注：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 Press,1944,p.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