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曾经一提及政治经济学,就想到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也曾经把政治经济学归类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冷战思维。近年来,新兴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在西方学术界被视做政治经济学的复归。有趣的是,原先的政治经济学归类于经济学领域,甚至就是经济学本身;国际政治经济学却基本上是归类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学科领域。 古典政治经济学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经济”(Economy)一词,是由希腊文“Oikonomia”和拉丁文“Oeconomia”演变来的,是家庭或家务管理的意思。 历史上的第一部经济著作——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主要是根据他自己管理田庄的经验写成的,反映了奴隶制经济的特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也认为要研究国家,首先应研究家庭,尤其是家庭的经济管理,也就是奴隶主经济。在中文里,“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和治理国家的意思。 最先提出“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是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在这里,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家庭管理”或“庄园经济”,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Political )一词, 是来自希腊文“Politikos”和拉丁文“Politicus”,是国家、政府的意思。 真正创立“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是威廉·配第。其《赋税论》(1662)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随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完成。 按马克思的说法,“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页。)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研究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次,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涉及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剩余价值的形态;再次,认为资源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最后,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制度。由此可见,与主张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自由主义。它们崇拜市场,认为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也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平等和资源的最佳配置。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叛和批判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其代表人物和创始者,在英国是T.R.马尔萨斯,在法国是萨伊。最早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古典和庸俗两大派的是马克思,其要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社会进步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是反对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前者透过表面现象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后者以现象掩盖本质,美化剥削。 二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西斯蒙第不仅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也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济浪漫主义的创始人。他既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又把小商品经济理想化。如从人的主观愿望出发,强调人的良心、感情和愿望,反对古典派着重生产的思想,提出消费先于生产的观点。 三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出现。它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法朗吉”和欧文的“合作公社”,但他们却寄希望于开明的资产阶级实行社会改革。 四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反抗。以李斯特为代表的这个学派对内主张取消德意志各邦之间的关税,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对外实行全德保护关税制度,以保护主义与先进的英、法相抗衡。 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揭示了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剩余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剩余价值规律和唯物史观两大发现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按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和第428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标志的《资本论》被恩格斯称做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使之后的西方学者纷纷远离“政治经济学”。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形成为一个由三大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随着世界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经济学在近现代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流派。“政治经济学”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