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罗蒂在许多领域建立他的影响，被视为实用主义的著名代表，“后哲学文化”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唯哲学主义进行了清算，被认为是集中反映了“后工业社会的哲学”。体现在他思想中的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对“传统观点”的批判，就是以“亲和”（Coordination，又译作“协和”、“协同”等）的思想来观看人类的文化现象，尤其是看待科学和科学以外的文化现象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他独具特点的后现代主义科学观。 一、科学并非真理的化身 罗蒂认为，在传统的观念中，科学和真理基本上是等价的，正因为这样科学才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格外地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其实这是对科学的误解，科学并没有这样的特点。 在《科学作为亲和性》一文中，罗蒂一开始就对把科学和真理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说道：“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都搅在一起。科学被看作是在提供‘硬的’、‘客观的’真理。”[1]（P75）由于人们总是把“理性”、“真理”、“有条有理的”、“合理的”、“科学的”和“客观的”看作是同义词，所以他们“总是把追求‘客观真理’与‘运用理性’相等同，因而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合理性’的典范”[1]（P75）。这种看法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判断一切文化形式或成果是不“正确”、是否称得上是“真理”，都必须看其是否是“科学的”。所以，他指出，自从启蒙时代特别是自从康德以来，自然科学就一直被看作知识的一个范型，文化的其他领域必须依照这个范型加以衡量。无论是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还是文学批判家，都概莫能外。 科学的这种地位也是和现代知识发展中的“非人格化”相关的，即追求一种弃除了“主观性”的知识，于是“由于宇宙已被非人格化，美（而最后还有道德的善）开始被看作是‘主观的东西’。因此真理被看作是人类可以对某些非人类的东西负责的唯一立足点”[1]（P75）。 罗蒂认为，把科学和真理这样等同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结果是，任何想在这里占有一席之位但又不能提供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预见和技术的学科，必须或者装作模仿科学，或者找到某种无须发现事实便能达到‘认知状态’的方法。”[1]（P76）而把什么都扮成科学，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一是会形成所谓的“科学崇拜”，致使科学被当作“文化之王”，科学家则成为新的牧师，人们都得服从这个“准牧师”的命令，从而有可能失去批判的、反思的能力；再就是人文学科休想有资格成为合理活动，尽管有的人文学者竭力用“行为科学”或“价值”这样的词来使自己和“科学的”东西靠近，但“社会总是……把人文学科看作是与艺术一致的，认为它们所提供的是娱乐而不是真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者都被看作是在提供‘高级’而不是‘低级’的娱乐。但一种升级的精神的娱乐距离对真理的把握还很遥远”[1]（P76）。 因此，在罗蒂看来，绝不能将科学视为真理的同义语，科学对真理没有垄断权，人类文化的其他形式同样可以把握真理，“根据我们的观点，‘真理’是个单义词。它可以同等地运用于律师、人类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判家的判断。”[1]（P80） 二、科学不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罗蒂认为，由于人们习惯于将科学和真理联系在一起，使科学获得了人类其他知识部门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成了科学之外的一切领域都应顶礼膜拜的“文化之王”，从而也成了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 如前所述，由于科学并不与（客观的）真理必然地联系着，更何况所谓“客观真理”与“主观的认识”之间并不存在着二元的对立（这一点在后面还要具体介绍），所以科学并不存在比其他学科更优越、更神圣的地位，它和其他知识部门或文化领域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乐于把文化的一切都放在一个认识论的水平上……我们将乐于使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不再认为有某个值得追求的、叫做‘科学状态’的东西。”[1]（P80）从方法上来看也是如此，科学方法并不能作为一切方法论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认为科学家有一个我们其余的人应该好好模仿的“方法”，也并不认为他们得益于他们学科的、与其他学科之不可取的弱性正好相反的、值得期望的“硬性”。 罗蒂指出，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理性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所假定的是“存在有某种被称作‘理性’中心的人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发展是人类存在的要义——而且自然科学表明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更善于使用这种机能”[3]（P15），甚至“一荣俱荣”，只要在自然科学上领先了，似乎在文化的一切方面都优越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经常批评的由“科学中心主义”而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即这样一种西方观念：西方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领先地位表明了它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所以它才被抬到了近乎神化的地位，而这在认识论上就是根源于同海德格尔和杜威所说的那种“希腊人的智慧追求”，“这种智慧的意义是，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知识系统可一劳永逸地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2]（P13-14 ）罗蒂和他们一样视这种追求为“人类一大错误”，而今天已经到了纠正这一错误的时候了，这种纠正的活动甚至构成了当今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即西方人必须意识到科学、理性和西方并不是文化的中心，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神化作用，是当代西方哲学逐渐在使自己摆脱的若干观念之一”[2]（P15）。在这一点上，罗蒂十分赞同海德格尔和杜威的“信念”：“西方文化今日须要以其先前使自身非神学化的同样方式来使自身非科学化。”[2]（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