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文化危机的思考，可以说胡塞尔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了，但把欧洲文化的危机作为现象学的主要问题来探讨，则开始于三十年代，具体地说，这主要体现在他晚期的一部未竟工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明确提出，欧洲诸民族的确是“病”了，要拯救欧洲文化的危机，必须首先找出危机的根源，或者说，必须准确地把握住欧洲人的“精神形象”或“面貌”。 一、欧洲文化与古典理性 作为现象学方法的创始人，胡塞尔从来都重视方法论的探讨，然而他却对当时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关于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自然疗法”表现出了深深忧虑。在他看来，所谓“自然疗法”，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它以一般的自然存在物为研究对象，并且完全是从朴素的经验和传统中得出的。但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类社会则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而且与自然存在物不一样，人的生活是一种有目的的、在历史中不断地创造文化的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性、目的性和创造性就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征。所以，以文化为主题的精神科学是不可能借用自然科学那种“单纯描述性”的因果解释方法的，它只能是“历史的内在目的论”，即在不抱任何先人之见的思想指导下，进行认真的历史考察，深入到人类精神的内在意义和目的之中，从而最终找到欧洲人精神危机的根源及拯救危机的方法。 就欧洲的“精神形象”而言，胡塞尔认为，欧洲在精神上是有一个“诞生地”的。当然，在这里他所说的并不是地理上的一个区域，而是指一个民族或者属于这一民族的特定的人们或由这些人们构成的群体的“诞生地”。这个诞生地就是“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感到有一种“家园之感”的古希腊（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7页。），因为只有在古希腊，才真正形成了一种个体对于其周围世界的新的态度，而由此也就产生了人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 胡塞尔指出，在古希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人对周围世界的独特的、体现着理性主义精神的“哲学—科学”的态度，这种“哲学—科学”的态度不仅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础，而且还包含着欧洲文化发展的内在目的。但是，这种“哲学—科学”的态度与“神话—宗教”或“神话—实践”的态度不同。“神话－宗教的态度就在于，作为总体的世界成为了主题，而且成为了一个实践的主题。”（注：E.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a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transzendentale Phanomenologie.Eine Einleitung in der phanomenologiche Philosophie,in:hrsg.von W.Biemel, Husserliana Bd.VI,Den Haag,2.Auflage 1976,第330页，第334页，第326页，第319 页，第336页，第11-12页，第62页，第66页，第41页，第342页，第3-4页，第10页，第337页。 ）这就意味着：在整个世界都被看作是受神秘力量支配的这个程度上说，在人的命运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神秘力量统治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个程度上说，普遍神秘的世界观必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有着自己的根源，因而其兴趣必然是实践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认识世界的这种“神话—实践”的道路中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也没有关于在一种科学经验中被认识的世界的知识，因而更没有隶属于一种科学评价的知识。换言之，这种知识在其逻辑关系中是并且将永远是“神话—宗教”的。然而，“哲学—科学”的态度乃是理论的态度，或者说，是非实践的态度，是对世界感到好奇而想有所知的态度。带着这样一种态度，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对于哲人的理论态度来说，最本质的特征乃是坚持彻底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立场就是要对生活及其目的进行普遍的“追问”，即对那种最终自在的、理想的真实之物进行“追问”，而决不会停留在那些预先被给定的传统和意见上。因此，这种批判立场的确立不仅是一条新的看待知识的途径，即我们必须将整个经验托付给观念的、理想的准则，或托付给无条件真实性的准则，而且由于这个要求，同时就在人的生存与整个文化生活的实践中导致一种彻底的变化：实践不能再从朴素的日常经验与传统中规定自己的准则，而必须从客观的真实性中规定自己的准则。这样，观念的理想的真实性就成为了一种绝对的价值。 因此胡塞尔认为，随着希腊哲学的产生，也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以及由这种特殊类型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或者用胡塞尔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纯粹观念兴趣的共同体”（注：E.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a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transzendentale Phanomenologie.Eine Einleitung in der phanomenologiche Philosophie,in:hrsg.von W.Biemel,Husserliana Bd.VI,Den Haag,2.Auflage 1976,第330页，第334页，第326页，第319页，第336页，第11-12页，第62页，第66页，第41页，第342页，第3-4页，第10页，第337页。）。这就是说，人们为着共同的哲学兴趣而活着， 而且在他们对观念理想的侍奉中结为一体，这些观念不仅能够被所有人役使，而且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凡是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人们，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追求和获得理论且只追求和获得理论的人”（注：E.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a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transzendentale Pha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er phanomenologiche Philosophie, in: hrsg.von W.Biemel,Husserliana Bd.VI,Den Haag,2.Auflage 1976,第330页，第334页，第326页，第319页，第336页，第11-12页，第62页，第66页，第41页，第342页，第3-4页，第10页，第337页。）， 他们的成长与不断的改进最终都要成为一种朝向无限而普遍的任务的意志。这些人就是哲学家、科学家。 现在，我们就理解了胡塞尔所说的“欧洲的精神形象”是什么了，这就是内在地展现于欧洲历史中的哲学观念。也可以说，它是“内在目的论”。这一目的论作为希腊人全新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形式，它始终支配着以欧洲的超民族统一体的形式发生的历史运动，并且赋予这一运动朝着生活和存在的理想形象发展的意义。因此，在这种目的论中，欧洲人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新纪元”，“从现在起，人们只想生活在并且能够生活在对自己的此在和自己的历史生活的自由塑造之中，而且这种自由的塑造就出自理性的观念和无限的任务”（注： E.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a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transzendentale Pha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er phanomenologiche Philosophie,in:hrsg.von W.Biemel,Husserliana Bd.VI,Den Haag,2.Auflage 1976,第330页，第334页，第326页，第319页，第336页，第11-12页，第62页，第66页，第41页，第342页，第3-4页，第10页，第337页。）。而由此看来，欧洲也就不再是一系列相互接壤的民族了，不再是仅仅通过贸易竞争与战争而相互影响的诸民族了。勿宁说，在这种目的论中，“一种新的、根源于哲学及其具体科学的精神，一种为无限的任务提供自由的批判和准则的精神支配着欧洲人，并创造着新的、无限的理想！”（注： E.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a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transzendentale Phanomenologie.Eine Einleitung in der phanomenologiche Philosophie,in:hrsg.von W.Biemel,Husserliana Bd.VI,Den Haag,2.Auflage 1976,第330页，第334页，第326页，第319页，第336页，第11-12页，第62页，第66 页，第41页，第342页，第3-4页，第10页，第337页。）这就是说，对于精神上的欧洲人来说，哲学本身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而普遍的理论配置的作用，这种配置同时包括了一切理想和一个总的理想，简言之，它包括了由一切准则构成的世界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