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是康德所论的人类三个精神生活领域；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是康德所论的人类三种精神能力。进一步研究康德的思想体系，发现有两种类型的理智隐含且贯串于上述三个部分的内容之中。迄今为止，康德对人类精神之诸方面所进行的系统剖析，依然有着经典的意义。如果说，两种类型的理智因其对称性和互补性而具有整合性，因其受到过康德的严格批判而具有典型性，那么，用来作为对理智之分析的一种模型，无疑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康德的两种判断力 康德为了寻找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纽带，进入了美学的领域。这时，他发现有两种方向相反的判断力：规定着的判断力和反省着的判断力。“如果那普遍的（法则、原理、规律）给定了，那么把特殊的归纳在它的下面的判断力就是规定着的”；“假使给定的只是特殊的并要为了它而去寻找那普遍的，那么这判断力就是反省着的了。”（《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上卷，第16、17页）前者是《纯粹理性批判》中为自然立法的判断力，它用普遍性的范畴去规整诸多呈特殊性的现象；后者是《判断力批判》中的判断力，它从种种特殊的现象出发，去寻找多样性的统一（比如美感）。它们的运行方向相反，却有着严整的对称性。 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康德提出“愉快的情绪介于认识和欲求机能之间，象判断力介于知情和理性之间一样”（同上书，第16页）。也就是说：判断力“将做成一个从纯粹认识机能的过渡，这就是说，从自然诸概念的领域达到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过渡”（同上书，第16页）。判断力是如何完成这种过渡的？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康德把我们引向他体系的深层次脉络。 首先，康德进一步把反省的判断力分为两种：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前者“不是知识判断，从而不是逻辑的，而是审美的”。审美判断中的“快感与不快感”，“完全没有表示着客体方面的东西，而只是主体因表象的刺激而引起自觉罢了。”（同上书，第39、40页）目的论判断力则不同，它“涉及对于自然的逻辑的判断”，“不具有对愉快及不快情绪的直接关系”，（《判断力批判》，上卷，第5、6页）“是认识的判断”（《康德文集》，6卷本俄文版，第5卷，第125页）。 换言之，这是两种功能不同却相互对称的反省判断力。 其次，审美判断与目的论判断都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所谓合目的性，可以理解为人们从多样性中发现的趋向统一的特性，即不同现象指向同一目的的特性。审美判断是一种主观的合目的性，作为“目的”的美感存在于审美判断者的内心，它因人而异；目的论判断则是一种客观的合目的性，它有特定的对象（即自然目的物），遵循着一定的因果律，有一定的认识结果。所以，前者是情绪方面的，后者是理智方面的。 第三，审美判断因其情绪性特征而与欲求机能相关联，从而与实践理性相关联。康德说，审美判断“因愉快和不快的感情必然地和欲求机能结合着（它或是和低级欲求一起先行于上述的原理，或是和高级欲求一起只是从道德规律引申出它的规定）”（《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6页）。 第四，同理，目的论判断则因其“是认识的判断”而与认识机能相关联，从而与理论理性相关联。并且，由于目的论判断力适合于对有机生命的认识，而规定的判断力只适合于对无机世界之认识，两者相辅相成，得以构成康德完整的认识理论。（参阅拙文《康德认识论两重结构》，载《德国哲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0辑，第1—15页） 阿斯穆斯说：“康德走向美学问题的出发点，不是艺术，甚至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美学，而是要使人类精神能力的全部体系达到完整和清晰的意图，是要确定它们之间关系和联系的努力。”（阿斯穆斯：《康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康德进入美学领域， 完成了对判断力的批判以后，才将自己的三部分思想打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康德的体系中，或者说在康德检阅过的人类全部精神生活的领域中，有两种基本的判断力：规定的以及反省的判断力；与这两种判断力分别相对应的知性或理智（或广义的理性）有：推论的知性或模仿理智（intellectus ectypus ）， 直观的知性或原型理智（intellectus archetypus）（《判断力批判》，下卷，第66页）。 可以认为，规定判断力和推论的知性主要存在于认识论之一部分（《纯粹理性批判》所论之对机械世界的认识）中，反省判断力和直观知性（或接近于直观知性）则除了存在于认识论之另一部分（《判断力批判》中〈目的论判断力〉所论之对有机生命的认识）外，还存在于审美和道德实践中。 二、西方哲学中的两种理智类型 如果说康德对人类精神的批判在逻辑上是周全的，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康德的两种判断力、两种知性或理智的理论，实际上提出了人类有两种基本理智（或广义的理性）类型的思想。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理智类型，那么，它们一定同样存在于西方哲学中，并且会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在西方哲学史中，两种理智类型分别表现为主流的理智和非主流的理智。从它们的外部特征看，可以把前者定义为客体化的，把后者定义为主体化的。所谓客体化的，首先表现为把注意投射于外在的自然客体，甚至有把所有的认识对象化作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倾向；其次，表现为思维路线的由内而外的客体化，这就是康德所论的规定判断力，“从分析性的普遍，即从概念到特殊的，换句话来说，是从概念到所与的经验直观的。”（《判断力批判》，下卷，第65页）与之相关的是推论知性或模仿理智，那是从人们头脑中的先天概念（或范畴）外推到客观世界的诸现象中去的；最后，获得的是关于客体对象，并要求与客体对象相符的知识。所谓主体化的，首先表现为把注意投射于内在的人类主体，甚至有把所有的认识对象化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的内存的倾向；其次，表现为思维路线的由外而内的主体化，这就是康德所论的反省判断力，“给定的只是特殊的并要为它去寻找那普遍的”（《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7页），与之相关的直观的知性或原型理智“既然不是推论的，象我们的知性那样，而是直观的，那就是从综合性的普遍，或者说从整体作为整体的直观到特殊，那就是说，从整体到部分”（《判断力批判》，下卷，第65页）的。由于那综合性的整体的直观是内存于主体之中的，所以，从多样性到统一实际上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最后，获得的是对主体内存之原理的验证（比如，美感或合目的性或其它原理），而并非伴随着客体、并可与客体相对照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