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94X(2000)03-0015-07 自从亚里士多德将“爱智慧”阐发为“学术”，与人的生命存在“合而为一”、“协调一致”的“爱智慧”，就成了西方哲学中被遮断着并始终未被深究的始源性的存在经验。尽管“存在之存在”的希腊语汇透露出某种古义深深的“爱智”消息，但亚里士多德以一种“学术”的态度或者“科学”的态度阻断了通向存在问题的诗性本源。在他那里“存在”也是对象，也必须像科学一样用逻辑去加以把握。而哲学与其他“学术（科学）”一样也是一门“学术（科学）”，其他“学术”研究“存在”的具体形式，哲学则研究最本质的“存在”。亚里士多德使“爱智慧”进一步由“智慧”滑向“知识”，从他开始“爱智慧”便走向了无尽的追求知识的道路。这确立了西方“哲学”之主题，并使“形而上学”成了“滋养”和“哺育”诸科学的母体。 一 亚里士多德哲学关心的是思想“根据”；同等重要的是，思想的事情是作为根据的存在，而形而上学思想指向的则是那种“奠基性的根据”。这样“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便是“同质”的，它们都处理“根据”问题。这恰恰是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思想根据的奠基性工作（逻辑学）与关于存在根据的奠基性工作之间（形而上学）确实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使爱智慧成为哲学形而上学的西方思想来说，这一步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它使逻辑力量进入形而上学的思想筹划之中。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一切形而上学都离不开逻辑学的奠基性工作，形而上学其实就是探究终极根据的“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逻辑隐含着通过正确的思维推理或论证就能够获得“真理”的认识论意图；而“逻辑”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以这种方式奠定了人们对知识确实性的形式化信念：“真理”必须是符合逻辑的。从这种信念出发，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说：“我们（亚里士多德站在柏拉图学园的立场讲“我们”）证明理念存在的那些方法也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1](990b9)当我们指证亚里士多德逻辑在其基本原则上隐蔽着的认识论图谋的时候，其实涉及到了逻辑思想的起源：它根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认识论筹划，明显针对理念论对一般与特殊、理念与现象、概念与知觉的分离：柏拉图从概念所认知的一般和被感知的特殊两者中创造出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消除在现实概念中的这种分离，从这种认识论的筹划中产生了逻辑的主要任务，即思考“一般”与“特殊”之间的真正关系。以“一般”、“理念”、“实在”为根据，来论证和理解特殊事物，这是亚里士多德用来消除柏拉图理念与现象分离的基本思路。他将理念与现象、一般与特殊放在同一个逻辑层面，这样柏拉图理念论将“知识”问题推向“另一世界”（即超感性的世界）造成的困难便得到了克服，对于知识而言关键是要做到“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演。于是，逻辑最直接的任务是，提出思想用以认识“特殊”对“一般”的依赖性形式，亦即确定演绎法究竟应该是什么。 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的具体内容我们在此不多究。我们感兴趣的是通过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视野透视希腊人爱智慧（与存在同一的“思”）的断裂，该断裂蕴存着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之构成的初始条件。亚里士多德这个“逻辑之父”成了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导师，以后的哲学家们在他这里学到了用以形成其概念化、形式化哲学语言所需要的准确性、自明性和一贯性的思维方法。一旦进入这样的视域，我们就必须面对海德格尔提出的下述问题：1.为什么在柏拉图学派中像“逻辑”这样的东西能够而且不能不出现？2.为什么关于思的学说曾是一种关于在说话的意义之下的（逻辑）的学说？3.自此以后不断增长的逻辑的优势地位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此优势地位最后表达在黑格尔的下述句子中：“逻辑（是）真理的绝对形式，尤其是纯粹真理的本身。”（哲学全书§19，小逻辑中译本64页）黑格尔把此外一般《形而上学》的那门学问有意识地称为《逻辑》就是和“逻辑”的此一优势地位相当。[2](P122) 二 显然，这些问题涉及到西方思想中那使“思”成为“逻辑”的决定性的一步。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西方哲学典型地是在沿着这一步确立的基本方向上通过概念逻辑来“运思”或“言说”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每一次重大的转折大都需要借助逻辑上的某种突破。从培根的归纳逻辑对传统演绎逻辑的批判，到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作出决定性的巨大努力去克服传统逻辑，再到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用逻辑分析拒斥传统形而上学，逻辑的优势地位一直伴随着西方哲学的历史。这决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语言方式和思想方式。应该说，不是一种单纯的对逻辑的兴趣，而是某种更加原始的对智慧和真理的热爱，使逻辑在西方哲学家那里获得了“不断增长的”优势地位，逻辑一向被看成是“思之学”。海德格尔精辟地指出，“逻辑在今天仍然统治着我们的思和说而且从早期开始就从根本上附带规定着语言之文法结构从而附带规定着西方人对一般语言的基本态度。”[2](P121) 然而，由“逻辑”定向的“思”，使得古希腊人始源性的爱智经验中“思”与“存在”的“内在相属”和“原始统一”被瓦解。这种与存在相属或统一的“思”，是非逻辑、非概念的“思”，它原本就是希腊人“与存在合一”（爱智慧）的一种诗思（诗意居栖）或史思（历史此在）。在这种纯朴的“思”中，存在的“真理”之“亮光”得以敞明。然而，“逻辑”的出现即已意味着“思”与“存在”的区分已经实现，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关于思的形式结构并使思之规律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展现。“思”被纳入“逻辑”的工具化构架之中，“说”也就成了概念“陈述”。“逻辑”的不断增长的优势地位最终使得非逻辑的“思”在哲学中没有任何地位，这造成了“对思的误解和对被误解的思的误用”，它遮蔽了那真正的与存在“内在相属”或“原始统一”的“思”。海德格尔指出，二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对思的误解和对被误解的思的误用”。这是“思之迷途”，它因“逻辑力量”而征服人心，以致于到今天长期将逻辑思维和理性算计“误解”且“误用”作真“思”的人们实际上“尚未学会思”。海德格尔面对此问题时提出了“思”之任务，他写道：“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而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要进行更加原始，更加严格的与在相属的思。”[2](P123) 我们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思考希腊人的爱智慧是如何转变成哲学－形而上学这样一个哲学系谱学问题的时候，碰到了语言和思想的“逻辑力量”对哲学之“思”与“说”造成的重累。它从语言方式或话语类型上透露着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内在奥秘，与柏拉图通过反对诗歌来强化哲学的话语权力实际上是异曲同工。显然，我们只能通过真的、原始的“思”，才能克服这种由于对思的“误解”和“误用”所造成的重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