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 总是在与其它哲学理论的不断对话中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来自于其它思想理论的刺激与挑战， 本身就是某种哲学之生命力衰竭的表征。马克思哲学从其产生， 到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种具有广泛、深刻和持久的世界影响的哲学思想， 始终都伴随着与种种见解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哲学思想的抗争与对话。 也只有通过与当代哲学的建设性对话，马克思哲学才能得到真正的推进和发展。 作为从西方哲学传统中生成， 但又内在地超越了西方哲学范式的崭新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哲学在最近一百多年以来最主要的对话对象就是西方哲学。当然， 马克思哲学的参予与主导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哲学范式向世界哲学范式的跃迁。 马克思哲学的东方性正是通过她与西方哲学的反叛性关联以及对非西方现实及其传统的创造性阐释所逐渐生成的。 作为在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基础中生发出来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想， 本身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的当代背景。正是通过这种对话， 马克思哲学不断获得当代性内涵。从目前情况看， 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活动远远没有终结，但是， 马克思哲学的对话能力却不容乐观。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 对话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哲学向西方哲学的主动挑战（这一态势同时也延续到列宁），那么，在 20 世纪，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关系，特别是学术上的对话关系，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一种颠倒，不是马克思哲学主动与西方哲学对话，而是由西方哲学家向马克思哲学不断诘难。而且，越是到晚近， 这一态势逾发明显——当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马克思哲学研究不得不把自身封闭起来。 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诘难往往被简单地看成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否定。在很大程度上， 人们仍然是以一种仇必仇到家的心态看待这些诘难。这样一来， 主动挑战反倒变成了被动防守。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竟然赋予了马克思哲学一种保守性， 这显然是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的、批判的思想本性相背离的。事实上， 假若对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及命运有一种真诚执著的信念与责任， 我们就必须正视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诘难， 因为它们本身就构成了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与契机。 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诘难其实很多， 涉及到诸如社会发展动力、模式、目标、道路以及社会变革的方式与主体等等方面。比如， 按照马克思的思想， 社会结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梯次结构，在社会发展中， 生产力是根本的决定因素和动力。 而当代西方思想家们似乎更倾向于用多元的社会发展模式来说明社会发展， 认为当代社会发展本身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互动过程，相应的，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则常常被看成是经济决定论而受到批判。再比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西欧国家实现， 但后来的现实却是社会主义制度恰恰首先是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 晚年马克思也曾探讨过落后国家是否可以迈过“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则干脆把马克思当时所探讨的可能性直接变成了现实。然而20 世纪90年代前后东欧骤变和前苏联解体， 至少从表面事实上看又否定了马克思哪怕是以十分谨慎的态度所探讨的可能性。这样一来， 所谓“卡夫丁峡谷”问题似乎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假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许多西方学者转而攻击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 各种资本主义永恒论纷纷出笼。 应当说， 上述诘难在近些年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已引起了较高重视。但如上所述，由于对话意识的缺乏， 使得研究者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为马克思哲学辩护， 辩护的思想前提常常就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而不是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角度去回应这些诘难， 更不是考虑这些诘难对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建设性意义。事实上， 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许多看起来“很致命”的诘难， 并不符合马恩本人的思想。比如， 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决定力量的命题片面地归结为唯经济决定论，本身就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就曾严厉地批评这种理解“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关怀是对人的现实生活及其意义的强调与追求， 为马克思本人所阐发的所有具体理论都是服从于这一根本的人学关怀的。这一点本身也表明， 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有许多地方是并不到位的， 把人们已经形成的模式化的马克思哲学直接看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本身也是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最大误解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 发展马克思哲学始终都存在着一个回到马克思的问题。 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诘难大多集中于对唯物史观的诘难，这也是我们最容易注意到的。但是，如果考虑到， 当代西方哲学本身所陷入的相对主义、 虚无主义以及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困境其实就是根源于其非历史的哲学立场，那么， 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诘难非但没有构成对马克思哲学的挑战， 反而暴露出当代西方哲学的自身困境，也显示了马克思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应有的批判性价值，当然， 开掘这一价值本身也是通过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建设性对话所实现的。 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都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但反叛的内在要求以及由此决定的深度却是不同的。 当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仅仅旨在谋求一种文化样式的转换， 而马克思哲学对西方传统的反叛则不仅是要带来文化样式的转换， 而且首先还必须是、并直接服从于从社会生活形式到社会制度的整体性的转换。 当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尽管从形式上看十分尖锐， 但从其精神实质上看却总是在力图复活旧的哲学传统，尤其是有神论的哲学传统。 相比之下，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断裂无疑要彻底得多。 在这个意义上说， 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诘难也可以看成是来自于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挑战。 这一挑战更深层次的意义就在于：今天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或者说是活着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关联。 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本身也是经过了西方近代文化自身嬗变后的文化样式，近代化在事实上总是伴随着西方化， 今天的全球化也必然包含着西方化的内容。 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当然在于引导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本身也意味着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相互涵化。 但这种转换绝不是要向非西方文化直接认同。而且，相比之下，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 马克思哲学的更重要的意义显然在于促使非西方文化更为合理有效地“学习”西方文化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还有必要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进一步地“还原”到根本的唯物主义的或无神论的哲学立场， 思考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诘难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