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体间性转向的崛起 主体间性哲学的崛起是西方主体性哲学盛极而衰的产物。 众所周知，由于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现象学的还原”原则的推出， 由于对这种“现象学的还原”所固有的“先验的还原”原则的揭示， 一种由笛卡尔所开创、为康德所奠基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被现代哲学家胡塞尔推向了极致。但与此同时， 这一激进的哲学努力也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埋下了理论危机的伏笔。也就是说， 尽管胡塞尔标榜自己的主体性哲学是一种“先验的”主体性的哲学， 尽管胡塞尔宣称他的先验自我并非自封闭的而是通向一个与实在对象相关的关联域， 但这一切并不能避免其学说具有一种露骨的唯心主义的嫌疑。这是因为， 无论经验自我还是先验自我实际上都是一种本己的“我”， “我”的这种本己性质则必然导致对非本己的“我”的取消而把他人的存在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而一旦我们把他人的存在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们又如何能够把我们面前的世界视为一种为我们所共同拥有的非私有的世界， 又如何能够保证该世界是一个为众人所一致认可的客观领域而非仅仅是一种我的纯粹主观的幻觉而已？ 因此，胡塞尔开始意识到， 仅仅从“心理学的还原”走向“先验现象学的还原”，从“经验自我”走向“先验自我”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从“自我”走向“他人”，从单数的“我”走向复数的“我们”， 唯有在一个“我们”的世界里， 一门堪称名副其实的“严格的科学”的现象学学说才能真正得以确立。正如黑尔德（K.Held）所说的那样， “我们”的世界的建立攸关胡塞尔现象学存亡生死， 唯有认真解决这一课题，才能“阻止现象学的失败”，否则的话， “现象学就始终悬浮在云里雾里”。于是，人们看到， 随着“我们”的概念凸显为现象学关注的焦点，一种有别于主体性哲学的主体间性哲学，一种有别于“初级现象学”的“发达现象学”已成为晚期胡塞尔现象学探索的轴心内容。可以说， 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除“生活世界”问题外， 上述问题已上升为胡塞尔涉猎最多的问题， 对其的思考不仅导致了以《笛卡尔沉思》的“第五沉思”为代表的一种系统的主体间性理论的推出， 而且实际上也成为海德格尔的“共在”学说以及萨特的“为他”学说的理论导引。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现代西方哲学的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不仅体现在以胡塞尔为其代表的大陆人本主义哲学上， 而且也体现在以维特根斯坦为其代表的英美科学主义哲学上。 如果说这种转向在前者中主要体现为一种哲学的本体论上的努力的话， 那么这种转向在后者中则主要体现为一种哲学的方法论上的努力。 该方法论的努力不仅表现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对旧形上取向的消解上， 而且还更深刻地表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之于新理论的建设上。 而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则属其“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学说的提出了。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早期的“图像说”虽然否认一种先验的思的主体但同时却又给一种经验的说的主体留有一席之地的话， 那么其后期的“游戏说”则完全取消了任何主体性而将其彻底消解于一种多元的、互动的和随机的语言游戏的图式之中。 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 实际上是把语言当作游戏活动的一种哲学暗喻。由于强调了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人行为的不可分性， “语言游戏”把我们语言的关注从理想语言所强调的语言对一定对象的指称，转向日常语言所突出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 正如只有在实际的足球比赛之中，足球本身的游戏规定才能真正得以显示一样， 只有在语言的日常生活的实际使用之中， 语言的真实语义才能真正得以确定。而语言实际使用由特定语境所决定的随机性， 最终又向我们揭示了语言用法的相对性。显然， 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语言游戏”说的提出，不仅对他自己的哲学而且对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都具有不容低估的方法论意义。由于其语言的语用学对于语言用法的相对性的肯定， 这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维氏的哲学由一种“基础主义”的“实有”哲学走向了一种“关系主义”的“场有”哲学， 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语言的使用以及使用语言的人。 正如在语言的语用世界里“词无达诂”，语词具有其意义的多样性那样， 在使用语言的人的世界中也并没有所谓的唯一的绝对主体性，主体性不过是一种多元的和相对的主体性。 故而， 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在现代西方如日中天的迅速崛起并非是偶然的， 而是当代西方哲学运动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历史趋势所致。无论是它们的整体主义和多元决定论的思想， 还是它们的“互文”（intertext）和“去中心”（decentering）的理论， 实际上都可看作是对现代西方的“主体间性”哲学转向的有力呼应。 人们看到，这种从一元决定论向多元决定论、 从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也体现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之中、 罗蒂的教化哲学之中以及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中。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之中， 它体现为解读活动中主体际的“视域交融”的观点的提出， 体现为伽氏对解读活动中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的首肯。在罗蒂的教化哲学之中， 它体现为把对话视为是把人从“陈腐的自我”中解放出来而通向其实现的唯一途径， 体现为把人际交流而非发现真理视为是哲学的“终极境域”。而在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中， 它体现为其有别于认知的工具理性的社会的交往理性或商谈理性的提出， 以及把该理性看作为一种业已反思了的、更高层次的理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使哈贝马斯放过对其的严厉的讨伐和批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对幸福的追求”不是意味着要积累私人物质财富，而是要造就某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 相互共存将占据统治地位，满足也不再意味着一个人在压制他人需要基础上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