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中， 哲学的宗教化和宗教的哲学化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学术界虽然对儒学是否是宗教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儒学具有宗教的品性却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 现当代西方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西方哲学具有基督教神学的品性。哲学是一种寻根究底的学问， 它探究宇宙万物的源、根，追求能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真理， 这种追求是通过对人类自身超越活动的不断反思来实现的。 宗教是人类对自身超越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的信仰、崇拜达至神圣化的结果。 哲学和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两种表现形态，是相互沟通的。但是， 不同的哲学所具有的宗教或神学品性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方式。 一 西方哲学是通过希腊哲人对宇宙万物之本原（始基）的探索而从宗教神话之中脱颖而出的。 西方哲学之神学品性的第一种理论上的表现形态则是理性神的观念，尤其是神学目的论的思想， 它是希腊哲学成熟时期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希腊古典时代的产物。 苏格拉底开创了这种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将其发展为体系。 必须强调的是， 希腊哲学的神学品性是与哲人们对理性的越来越重视连结在一起的。 哲人们对万物之本原的追求导向了对万物之最终最根本原因的追求。这种追求必定要超越感知和经验， 理性在这种追求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古希腊人那里，原因之中包含着目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寻求事物的原因应是寻求事物的目的， 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神按照自己的意志为人合目的地设计安排的， 这个神就是充满宇宙的理性，即理性神。合目的性是理性神的特点， “善”则是理性神的最终目的。他要人们听从神也就是要人按理性行事。 他的学生柏拉图以他的理性观为基础构造的理念论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和知识论，它同时也是一种神创论的宇宙生成说。柏拉图认为， 我们所感觉到的宇宙是一些变化生成的事物，而凡是生成的事物必有其生成的原因， 这原因便是创造者，他称之为“德谟革”（Demiurgos）。创造者的创造活动并不是凭空而是按模型进行的，宇宙的原型是永恒不变的， 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到，宇宙不过是被创造的摹本。柏拉图所说的创造者实际上就是神，但不是传统神话中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神（拟人的神）， 也不是后来基督教的神，而是理性神，也可以说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神， 所谓创造者创造宇宙实际上是神的创造，理性的创造， 这种创造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神学，一种神学目的论。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建立了以实体为核心的存在论。 他一方面批判柏拉图的脱离个别事物的理念世界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断言有不可感觉的永恒不动的实体的存在， 这个实体就是自身不被推动的宇宙推动者，即第一推动者，也就是神。所以， 亚氏明确地把第一哲学与神学等同起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第1章，第12卷第1章）亚氏的神与柏拉图的神一样是理性神，而且是更加理性化逻辑化的神。按亚氏的四因说， 形式因的致动实际上是由目的引起的，目的本身是不动的，但它是事物所追求所要达到的东西， 即它被欲求（愿望）被爱，才引起运动，而欲求、爱是以好的东西即“善”为自己目的的，所以最终的目的必定是至善。至善本身不动， 但却是永恒的致动者。目的论不仅是亚氏第一哲学的基本观点，而且贯穿在他的整个自然哲学之中。但是，善不仅是欲求的对象，更是理性的对象，理性高于欲求，被欲求的东西只是显得善， 理性所达到的才是原初性的真正的善。理性以善为对象，它自身也成为善，理性和理性的对象同一，思想和被思想的对象同一。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理性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这是自我思维的理性，是纯粹的思想，思想的思想，这样的理性就是神，这样的思想就是神思。这是至善，也是最大的快乐（最高幸福），是人所追求、向往的最高境界。换言之， 神就是理性，是至善，神是赋有生命的，因为生命本是思想（理性）的现实活动，而神就是现实性，永远是积极能动的、主动的，不会是被动和潜能，神的现实性就是至善和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有生命的存在，永恒，至善，生命和无穷延续乃至永恒属于神；这就是神。 ”（同上书，第12卷第7章）必须指出，亚氏的神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最高实体、终极原因、最终目的，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创世主，但它对后来的基督教和经院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泰勒斯开始的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探讨， 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神，显示了西方哲学演进中的二重性。 一方面它力图通过理性寻求宇宙万物的根本原因，引导人们从对万物所持的传统的信仰的态度走向理性的态度， 体现出科学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对本原的探讨又导致对最终原因、目的、最高实体的追求，最终导致一个绝对者，即理性神。这种神主要是形而上意义上的，与宗教神有所不同，但两者是一脉相通的。 理性神为一神论宗教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诱导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希腊哲学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的第二种表现形态便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经院哲学。 中世纪的欧洲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基督教居统治地位， 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基督教的土壤里得到了被利用和发展的机会。 这种情况决非偶然，一方面基督教需要哲学来论证其教义、信条， 另一方面柏氏和亚氏哲学尤其是他们的本体论的神学品性也适应基督教的需要。 本体论哲学的重要前提是承认超感知超经验的实体的独立存在， 由此形成感知与超感知、经验与理性、事实与逻辑的二重世界的划分和对立， 而这一点也正是基督教的立论根据， 因为上帝正是属于超感知超经验的形而上世界的， 基督教关于世俗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划分与本体论哲学中二重世界的划分是相对应的，基督教的上帝与本体论的终极存在、 最高本质、最终原因、最终目的、至善理念等等是对应的。当然， 基督教不仅采纳了本体论，也利用了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和伦理学， 建构了一种庞大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哲学既是基督教思想家的工具， 是基督教神学的婢女，又是基督教神学的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石。 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在这个时代已发展到了顶点。事实上，哲学不仅具有神学品性， 而且已经是完全神学化了的。 哲学与宗教神学的这种合流是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极端的表现。物极必反。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 经院哲学逐步分化瓦解，在蓬勃发展的数学自然科学的基础上， 近代新的哲学终于重新从宗教神学之中挣脱出来。 二 近代哲学是以对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批判为出发点的， 有些批判十分尖锐激烈，富有战斗性。但是，哲学的神学品性并未消解， 古代的理性神和中世纪的宗教神以新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 形成了近代哲学的神学品性的又一新的表现形式。 近代哲学致力于对知识的基础和确定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使哲学家们把人的理性提到了首位， 而且把理性与人性连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古希腊的理性精神重新得到发扬。但近代理性观已摆脱了古希腊理性观的原始素朴性， 其内涵及其所运用的范围、所产生的作用、影响， 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古代理性观所无法比拟的。 近代理性观的基本特点是几何学—数学化。几何学的理性主义被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用来解释整个自然界。自然界被数学化机械化，成为排除一切精神东西的物体的总和， 只须用几何学的数学的公式便可加以表述。 精神（心灵）世界则被看作是与物理世界相对立的另一个实体界。 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正是沿着这种二元（心、物）分裂和几何学的理性主义发展起来的。由此开始哲学家们把认识的主观方面（主体、思维、精神、意识）与客观方面（客体、对象、物质、自然）截然分开，把认识的客观方面看作现成的既定的东西， 即把世界当作一个客观对象去加以把握，以静态的方式去探讨主观如何达到对客观的认识。 近代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支配下蓬勃发展起来的。但是， 按这种思维模式所理解的物理世界是一个机械的因果连结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探究必然导致终极因和第一推动者。同时， 由于把思维（心灵）抽象出来成为与物相对的实体，更由于理性的过度运作，结果是理性、思维、精神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实体，乃至膨胀、升华为神圣化的实体。因此，近代哲学家们在论证他们的学说时，最终还是离不开少不了神或上帝，而且把它置于自己构造的体系的顶端，作为自己体系的支撑或起点。这里的神或上帝具有双重意义：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主宰者，即宗教神；学理或逻辑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前提或假设，即发展了的理性神。当然，在不同哲学家那里，这双重含义的比例不尽相同。在唯理论派哲学家的体系中，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和数学自然科学的理性是同步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