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0）03—0374—04 “戴着口罩掏垃圾箱”，这是1952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中，听熊伟教授在自我批判中讲过的一句名言。 当然，“名言”一说是我的评价。因为我觉得以此来形容当时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教师的工作，既生动又深刻。虽然我们（我和同学们）当时还没有学过多少哲学，却已经非常明确地接受了如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现代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表现。这些腐朽没落的思想犹如一堆发臭了的垃圾，仍然要去研究它，岂不是戴了口罩掏垃圾箱吗！后来，当我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警醒过来时，我才体会到了这一“名言”的真正的深刻的含义。即以此来描述那些学有专长的教授们在当年的命运，不是更深刻吗？掏垃圾箱的环卫工人，工作时戴着口罩是自然的。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从事别的职业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对环卫工人的惩罚。但是，对于那些学有专长的教授们来说，戴着口罩去掏垃圾箱时，却实实在在是一种惩罚，而且是荣誉性的惩罚。即形式上不是惩罚，而是发挥其专长；不过这种“发挥”同时是（甚至主要是）自我批评。因为他们不仅是这些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受害者”，同时亦是这些思想的“散布者”。所以，他们的批判性研究，如不触动自己，一定就会被认为仍然在坚持反动阵地。那末后果便不难设想了。这样一来发挥其专长，不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吗？而我们这些只知道一点马列，别的一无所知的青年，一般来说是没有这种荣誉的。 熊伟教授是1951年我进南京大学哲学系时的系主任。他亲耳聆听过海德格尔的讲课，是三四十年代国内仅有的极少几个专攻存在主义的专家之一。他对存在主义有独到的理解。例如，在刚看他的存在主义译作时，我总觉得他把海德格尔的Dasein一词译为“亲在”，读起来有点别扭。后来他的学生将其改译为“此生”时，念起来是顺畅一些了，但存在主义的味淡了。所以又不能不承认，“亲在”一译的确有其独到的体会。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没有听到过熊先生谈起过存在主义，更没有听到过他对存在主义的情感性评语（如一位我尊敬的前辈在自我批判中曾提到，他可以和夫人离婚，也不能和黑格尔哲学分离）。我想，即使如此，要说出重新去研究存在主义便是去掏发臭了的垃圾箱，无论如何不会是由衷的、愉快的。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他似乎真的不再研究存在主义了。偶尔因为教学或政治运动的需要，要他批判存在主义时，他上纲上线比青年人都狠，什么“死亡哲学”、“帝国主义的哲学”等等，别的内容似乎就没有了。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报告，我既看过、也听过。但我既没有看懂，也没有听懂。因此我也曾产生过怀疑，是不是熊先生自己也有些不甚了了。但是，连续不断的所谓学术批判，使我很快明白了，既然他是专攻存在主义的，领导上要他批判存在主义时，如果上纲上线不比别人狠一点，一定会被人指责为：还没有从存在主义的反动立场上转变过来。熊先生十分清楚地知道，与其授人以柄，不如自己批判得狠一点。所谓上纲上线高一点，批判得狠一点，说穿了恰恰便是空一点。因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便不可能胡乱上纲上线了。但是，我们有的领导和专家，便喜欢这种胡乱上纲，其无知程度，可见一斑。正是这种胡乱上纲，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那些自以为这样就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罪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要对十年动乱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遇负责。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打破了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况，实行了改革开放。因此西方的哲学思想也随之而进入了中国。原来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存在主义，一时间成了国内的一种时髦的流派。这事引起了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警觉，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冲击波”。并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因此，各地各级领导都对存在主义的“入侵”重视了起来。北大作为高等学府，更应提高警惕，防范存在主义对青年学子的毒害。但是大家弄不清楚存在主义是怎么回事。所以学校领导要求我为他们介绍一次存在主义思想。对此，我犯了难。因为我对存在主义没有研究，批判肯定不够格，介绍也不称职。所以，我不得不临渴挖井，赶紧看书。并就一些弄不清楚的问题去向熊先生请教。再次体会到了熊先生对此有独特的研究，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平时和熊先生聊天，常常发现他妙语惊人。这是和一些青年朋友谈起熊先生时，大家共有的印象。不过有些妙语，听完一笑，没有往深处想。所以时间一长，也就忘了。但是，这次我去请教，又听他说了一段出乎常人意料的妙语。我说，海德格尔的书这么难念，听课时怎么能听得懂呢？看书看不懂还可回过头来重看，听课则一听即过去了，没有时间来反复，岂非更难懂了。他立即给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回答：“就是去听那个听不懂的。不仅我们这些外国人是如此，德国人也是如此。”大家都听说过，海德格尔的课堂，像上世纪黑格尔的课堂似的，常常是爆满。这么多人都是去听“那个听不懂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久，我便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课。很多人听哲学课，就像听物理课或历史课一样，以为是去听知识的。即以前不知道，听了老师的课便知道了。以前不懂得，现在懂了。这就是所谓长了知识。而哲学课的主要任务恰恰不在传授知识，而在启发智慧。通俗点说，即启发你去想问题。例如，以前你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老师在课堂说，这不对。并说出一套“歪理”来，弄得你莫名其妙，迫使你不得不反复思量，这是为什么呢？由此，你可能就会发现很多新的道理。如果一个哲学老师在台上讲课，说得一清二楚，同学们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再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了，听完课一身轻松，那就失败了。如此传习，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犹如俗语所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有时我想，不仅哲学教育要注意这个特点，甚至整个大学教育，也应有这样的特点。打个不确切的比方，小学、中学的基本任务是传授知识，凭着这些知识，原来无知的小青年，就有了独立思考的初步能力。大学教育的重点就在于发展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在评论一个青年学生学术上有没有发展前途时，总是把他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发现新问题，才能提出新思想，才能有创造性。这就是所谓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问题的能力，虽在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是它却不能当作知识来传授。40年代初，我在初中时，便听讲过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受到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这大概是个故事，但它是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故事。苹果从树上掉下，在牛顿以前，肯定有无数的人看到过了，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万有引力呢？这可能是因为知识发展的水平和实践发展的水平，还不足以使人们提出万有引力的假设。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式上，人们被理所当然束缚住了。重的东西往下掉，一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反之，如果要是有人假设它往上飞，岂不要让人讥笑为大脑不正常吗？怎么才能突破理所当然呢，不就是要有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全新的思维方式吗？这就是个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如果用漫画的方式来概括科学发展史的话，就是一部不断突破理所当然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