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的功业改变了希腊世界，同时也改变了哲学家的关怀。昔日的理想随着作为主权独立的城邦衰落离析而日益浸淫于世俗的洪流之中。古典时期以城邦社会为中心的价值观，这首“希腊因之成为伟大国家的赞歌，生动活泼的民族意识的赞歌”（文德尔班语）在晚期希腊变得如此陌生，以关怀个人心灵健康和幸福生活为中心的个体道德成为时代最强音。在城邦的自足性和安全感逐渐丧失殆尽的条件下，生活的目的与其说是追求积极向上的善，不如说是逃避种种不幸，恐惧和悲观成了时代的典型病症，哲学的功能也就随之由纯粹形而上学思辨转换为医治心灵疾患，保持人格健全，求得恬适宁静的“精神治疗术”。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心灵健康的人？维系心灵健康需要具备哪些优秀品质？如何获得这些品质？各派哲学都旨在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即树立、刻画自己的“哲人”（sophos）形象。实际上，从希腊“七贤”到苏格拉底，哲人形象一直层出不断地活动在希腊哲学的舞台上，但与晚期希腊哲人相比内涵不同。早期或古典时期的哲人多为城邦的立法者、执政者和政治生活的热切参与者，其理想自然执着于如何使逻各斯（logos ）与政治联姻，要么让统治者接受逻各斯的训练和指导，要么就以逻各斯的力量直接介入政治，去做“哲学王”。历史的变迁赋予晚期希腊哲人以全新的内涵，politeia（国家）逐步褪去政治色彩，变成哲人自由意志的国度，哲人的视野超越了城邦，聚集于两点：个体与整个世界。价值的转换既产生了伊壁鸠鲁派的哲人理想，那种“肉体的无痛苦，灵魂的无烦扰”，超脱时俗、与世无争、退守内心、充满花园般温馨惬意的“沉静的快乐”（hedone katastematike）；同时也锻铸了斯多亚派哲人克制自我、恪守理性，保持人格在任何条件下不相悖反的“冷漠”（apathos）而刚毅的性格，塑造了超越自我，“与自然和谐一致”， 并化为神圣职责（kathekon）的理想境界，人格、责任、自由意志这些崭新的概念通过斯多亚哲人形象展示出来；另外还造就了怀疑派的哲人理想，即皮浪式的那种对所有遮蔽心灵的独断信念悬置判断，不受任何形而上学桎梏的生活方式， 那种荣辱生死皆忘， 高低贵贱无别（adiaphora），面对惊涛骇浪也能心如止水， 并以船角一头悠闲进食的猪为例调侃劝喻学生的“不动心”境界。面对时代的苦难和不幸，伊壁鸠鲁派以快乐和微笑化解它，斯多亚派以冷漠坚定的品格直视它，怀疑派以“不动心”的心态漠视它。与环境抗争，战胜自我，超越必然性，独立于世界之外， 最终达到“宁静”（ ataraksia ）和“幸福”（eudaimoneia）的自由境界，是贯穿晚期希腊哲人理想的一个共同主题。 一、伊壁鸠鲁派：沉静的快乐 哲学之于灵魂如同医学之于肉体。伊壁鸠鲁相信哲学的惟一作用在于确保灵魂健康，获得宁静幸福。“正像不对肉体疾病给予治疗的医学就毫无用处一样， 如果哲学不解除灵魂痛苦也百无一用。 ”（注：Porphyry,To Marcella,31,转引自 A.A.Long,The Hellensistic Philosoph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55.）伊壁鸠鲁使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agoge），哲学不在纯粹的思辨中， 而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伊壁鸠鲁的哲人理想是：快乐地活着。哲学活动本身即是快乐的生活，爱智与快乐共存。“我们应当欢笑，从事哲学，同时处理家务事和其他私事，永不中止发表源自正确哲学的言论”。（注：Epicurus,Vatican Sayings,27,41;81,25.转引自A.A.long,p.156.）快乐地活着意味着活得本真，活得自然，活得轻松，灵魂既不受欲望暴风雨的袭击，也不为虚妄的观念所桎梏，能以审美的眼光审视生活中的幸与不幸，以明智的姿态处理生活中的应当和不应当。哲人之所以要快乐地活着，是因为幸福源于快乐、系于快乐，快乐是天生的和最高的善。同时还因为快乐等值于德性（arete），两者可以互逆： 如果活得不快乐，就不可能活得明智、美好和公正；如果活得不明智、不美好和不公正，就无法活得快乐。 快乐与德性已结成一体， 须臾不可离。（注：Diogenes Laertius（简称D.L.），10.122—135.）可见， 德性不过是哲人追求快乐的一种审慎权衡的判断力。这种能力即是一种非平常人所具备的“实践智慧”或“洞觉”（phronesis）。凭借实践智慧， 伊壁鸠鲁把人类的所有欲望分成三类：（1）自然的和必要的；（2）自然的但非必要的；（3）既非自然的又非必要的。 第一类指饮食男女这些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哲人也无法回避。伊壁鸠鲁坦诚地说，如果剥夺了感官的快乐，就无法设想什么是善，一切善的本原都是口腹的快乐，即使智慧和文化也源于此。（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9页。）但伊壁鸠鲁主义决非纵欲主义， 当然也不是戒欲主义。伊壁鸠鲁给自然而必要的欲望规定了十分简朴的满足标准。比如饮食，他认为粗茶淡饭不比珍馐佳肴产生的快乐少。而对待女性，伊壁鸠鲁似乎显得更为谨慎。他说哲人应当恪守法律规定的限制来同妇女相处，不允许哲人身陷爱河，哲人也不应结婚、不应养家，但偶尔由于生活中的特殊情况或许会结婚。（注：Diogenes Laertius（简称D.L.）,10.117—120.）伊壁鸠鲁毕竟是古代哲人中为数不多的平等而友爱地善待妇女者，甚至妓女（hetaerae）也可以来他的花园接受逻各斯的灵魂治疗。伊壁鸠鲁主义原本就不是狂浪不羁的代名词，快乐的含义并非“无休止的狂欢”、“美色”、“鱼肉”等等，这些东西被哲人视为“自然的但非必要的”奢侈的欲望而加以严格节制，因为尽管这些欲望可以带来肉体上的享乐，但同时带来了比享乐更大的麻烦，非但不能解除灵魂的痛苦，反而加倍地干扰了灵魂的安宁（galenismos）。肉体的享乐处于“动态之中”（katakinesin），这不是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在于灵魂的“宁静”（ataraksia）和“痛苦的缺失”（aponia），这是一种“沉静的”或“静止的”（katastematikes）快乐，是哲人理想的最高境界。灵魂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灵魂的无烦扰或痛苦的缺失状态为肉体的快乐确立了上限：“快乐的量的极限在于痛苦的消除”。因此并非所有快乐都值得选择，“知足是最大的善”。同样，对于痛苦与否的感受也以灵魂的安宁为准绳，只要肉体的痛苦不妨碍灵魂的安宁，再大的痛苦也是快乐。伊壁鸠鲁说，即使身处痛苦磨难中，哲人也是快乐的，虽然他会发出呻吟和尖叫。假如鞭笞可以带来灵魂的快乐，哲人完全能够含笑承受。（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