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是由三位美国哲学家开创的一个哲学传统；他们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皮尔斯从亚历山大·培因所说的信念就是行为的规则或习惯这个定义出发，指明研究的功用并非再现实在，而是让我们更有效地行动。他对从笛卡儿以来就主导着哲学的知识的“摹本说”抱有批判的态度，尤其反对认为关于自我有直接的、直观的知识的思想。他还是“转向语言”的一位先知，是最早说出使用符号的能力乃是思想的根本要素的哲学家之一。 詹姆士发展了皮尔斯对培因的定义的应用；他的《心理学原理》（1890年）完全摒弃了洛克和休谟的联想论。詹姆士在其《实用主义》(1907)中进一步震动了哲学家们，因为他说“‘真’……只是我们思维方式中的方便手段”。詹姆士和杜威两人都想让哲学同达尔文协调起来，“让人类对真与善的追求同低级动物的活动……让文化演变同生物演变显示出连续性”。杜威批判了笛卡儿认为自我是一种先于语言和文化适应而存在的实体的观念；他用一种认为自我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的说法（后来由乔治·赫伯特·米德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来取代笛卡儿的观点。 杜威的主要兴趣是文化、教育和政治改革而不是专门属于哲学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通常需要消解而不是解决）；他发展了实用主义在伦理学和社会哲学中可以引申出来的推论。他的思想在20世纪前50年的美国思想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三位实用主义的开创人将关于人类的自然主义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同对于从笛卡儿、休谟和康德继承下来的哲学问题极不信任的态度结合起来。他们希望将哲学从形而上学的唯心论中解救出来，但是也希望不要让道德的、宗教的理想受到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怀疑论的损害。他们的自然主义已经同常常被视为属于实用主义传统的语言哲学家——维拉德·凡奥尔曼·奎因、希拉里·普特南和唐纳德·戴维森——的反基础论的、整体论的意义学说汇合到一起。这一传统也同托马斯·库恩的工作以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述有着相近之处。 经典的实用主义 皮尔斯、詹姆士和杜威——常被称为三位“经典的实用主义者”—一在哲学上的关注完全不同。他们除了一致反对真理的符合说、知识的“摹本说”之外，在学说上并没有广泛的一致性。尽管他们当中每一位都认识并尊重其他两人，但并不认为自己从属于一个有组织和有规范的哲学运动。皮尔斯认为自己是康德的门徒，他改进了康德的范畴学说和逻辑观。由于他是一名从事实际工作的数学家和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他比詹姆士或杜威都更关心文化中的这些领域，詹姆士并不十分认真看待康德和黑格尔，但却比皮尔斯或杜威更加关注宗教。杜威则由于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所以有强烈的反康德的倾向。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教育和政治，而不是科学或宗教。 皮尔斯是一位才华横溢、深奥莫测和著述颇丰的渊博学者，很难将其著作整理成一个融贯的体系。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符号理论的先驱，他的声誉还在于他在逻辑和语义学方面的工作与弗雷泽的工作颇为类似。皮尔斯把研究说成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此外他还对笛卡儿的（以及经验主义的“直接的知识”——不管是唯理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以及将知识建立在不证自明的基础之上的设想作出批评。 皮尔斯反对詹姆士剽窃他的思想，理由很复杂，涉及到他那晦奥而奇特的“斯葛特实在论”，这个学说认为作为潜在性或倾向性的共相具有实在性。皮尔斯比詹姆士更同情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认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过份简单并带有还原论倾向。然而詹姆士本人却认为实用主义是避免一切还原论的方法，并且是劝人宽容的忠告。特别是在那篇有名的《信仰意志》的文章中，他力图把科学与宗教调和起来，把两者都看作是达到各自不同、不相冲突的目的的有用工具。 尽管詹姆士认为许多形而上学的和神学的争论至多不过是人的不同气质的表现，他还是希望构建一种与他那个时代反宗教的、崇拜科学的实证主义不同的思想学说。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基奥万尼·帕比尼关于实用主义的说法：“它像旅馆里的一条走廊。数不尽的房间都从这里敞开。在一个房间里可能发现有人在写一本主张无神论的书；在隔壁房间可能有人虔诚地跪下祈祷；在第三个房间可能有一位化学家在研究物体的属性……他们全都拥有这条走廊，都得从这里走过。”他的论点是：如果注意到信仰对于实践所起的作用就会在不同气质之间，各学术学科之间和哲学学派之间提供唯一的交流途径。 杜威早期曾试图将黑格尔同福音派基督教结合起来。虽然到了1900年左右他的著作几乎不再提到基督教，在一篇写于1903年论述爱默生的文章中他却仍然期望发展一种“没有理由受到宗教谴责并且与科学和艺术友善相处的哲学”。经典实用主义中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至少同反形而上学的倾向一样强烈，所以詹姆士和杜威同时受到经验主义的左翼和唯心主义的右翼的攻击——既受到F.H.布拉德雷也受到柏特兰·罗素的攻击。这两个批评者都认为实用主义者是些头脑不清和不成熟的思想家。在本世纪后期卡尔纳普的门徒又重复了这类批评，其中大多数人指责经典的实用主义者缺乏精确性和论证上的严格性。 詹姆士写过几篇出色的讲述伦理学的文章，特别是《道德哲学家和道德生活》(1891)反映出弥尔的《功利主义》的思想。他说每一种愿望和需要都明显有权得到满足，只有某些相互对抗的愿望或需要才有理由得到满足。但是詹姆士和皮尔斯对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都没有作过系统的讨论。然而杜威一生在这一领域却有很多著述——从《批判的伦理学说》(1891)，《人性与行为》(1922)，直到《价值理论》(1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