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我更愿意用激进结构主义来讨论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虽然美国人总喜欢把他归之于后现代思想家之列，其实，法国人很少提到“后现代”这个名称，尽管许多美国人讲的许多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是法国人。所以具体讨论德里达这个常被美国人称作后结构主义代表的哲学家的思想及其演变，可能会更有意义。

      在具体讨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之前，有必要简述一下与之有关的法国当代哲学的一些背景情况，也就是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一、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从符号到解构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著名学术评论家多斯F.(F.Dosse)（注：参见多斯：《结构主义史》，法国发现出版社，1992年第1卷，1994年第2卷。）认为，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近20年间，结构主义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这是因为结构主义是一种从科学中获取希望的严格方法，而且结构主义还是思想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就是被称作“批评意识的重要时刻”的时期。结构主义范式的胜利首先源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蓬勃高涨的结果。这种高涨敢于冲撞老巴黎大学的学院式的专制禁锢，因为这种学院专制掌握着学术的合法性。结构主义则表现着一种对抗，顺应了西方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表现了寻求新的模式表达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否定、对“现代主义”的渴望的要求。结构主义对于一切西方历史中受到压抑的东西部十分敏感。所以在这个时期最先闪光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这两个学科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两个学科都注重西方历史中的无意识，明确意义的反面，被压抑者、不可理解物……这也是语言学成为科学研究先导并且为普遍社会科学指引方向的时刻。结构主义为与旧习陈规斗争中的现代性旗帜，也成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幻灭中许多“介入”知识分子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工具。

      法国结构主义的开始是以萨特存在主义的光彩渐消隐没为标志的。结构主义正式走上法国思想学术界舞台是在1962年。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的最后一章《历史与辩证法》中，对萨特的“辩证理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引起轰动。众所周知，当时在法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1960年，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位极有才华的、与萨特和施特劳斯这两位思想大师都有密交的青年人布翁(Pouillon)使施特劳斯知道了萨特的书，他甚至在施特劳斯的课堂上讲解了三次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可以说，布翁成了这二者相交互替的中介。

      这两代人（这里主要指萨特和结构主义的一代）的不同与分歧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可有以下几点：

      1.对语言的态度：萨特对于语言学持轻视态度，在《存在与虚无》中，他的意识主体哲学导致把语言学视为低级的科学，并避免使用它。而结构主义者则相反，施特劳斯致力于赋予语言学模式一种优先的价值，以超越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关系中的困难。“迪尔凯姆说，应该把社会行为看作为物……而我们说：要把社会行为开作为词语”。

      2.由此也产生了萨特对精神分析的轻视。萨特的“自欺”、“主体的自由”很难与精神分析相合，精神分析被视作为糟糕的科学。

      3.“介入”知识分子的危机：沿循法兰西人文传统的萨特一代的“介入”受到质疑。知识分子不再能在任何“什么领域提出观点，而只应该在他的专门的领域起作用，知识分子的批评作用渐渐变得局限”。正如巴朗狄叶(Blandier)所说：“结构主义诞生于战争结束12年之后。然而，战争是在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中结束的。1948年意味着的是再一次战争的威胁，与之对抗的是两种势力：其一鼓吹自由，另一则鼓吹平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否定历史”（注：见“巴朗迪叶与多斯谈话”，载多斯：《结构主义史》第一卷，25页。）。这是法国结构主义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施特劳斯则尖锐地批评启蒙学者的普遍人性的主张。福柯则更站在思辨和认识论的高度抨击了普遍主义：“我梦想对自明性和普遍性进行解构的知识分子”。这个时期与萨特为代表的介入知识分子针锋相对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施特劳斯和宗教史学家杜梅泽尔(G.Dumezil)。

      4.现象学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反主体说其实可以视为胡塞尔本人及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思想的一种奇特的发展。而法国六十年代以来现象学研究复苏之时，现象学与解释学、批判理论、分析哲学、系统论、马克思主义都有对话，其中就包括结构主义。利科就认为语言分析对现象学的改进是很有益的。还有人认为，结构主义对现象学的人道主义的质疑可以促进现象学重新考虑其方法论，这有助于贯彻胡塞尔的彻底性精神。此外，主体的相对化可以使“主体”本身也包括进现象学还原之中，从而使还原更加完全。

      结构主义以充满批判精神的姿态成为六十年代法国思想舞台的中心。所谓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等实际上是与结构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其实，“后现代”的到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与时间性的关系更新。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失去了统治地位和对其他民族的模式地位作用的欧洲，出现了非历史的文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就受到了经济高度发展的年轻美国的现代意识的强烈冲击而产生严重的危机和矛盾。许多人感叹欧洲的没落撼动了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基石。而因为欧洲社会科学继承了启蒙时期思想，总是沉浸在一个向着胜利的理性指引的完美时代前进的激情之中，所以许多思想家的理论都是期待不断进步的完整社会图式。而这样的信念却碰到了欧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悲剧，冲击着人们不愿放弃的“欧洲中心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使欧洲对过去产生疑问，一种越来越彻底的悲观主义敲响了欧洲美好观念的丧钟。其实，这是法国现代或所谓后现代的各种思想的真正原始的根源。那就是产生了“现在”的膨胀：对过去的现时化，一种与历史性的新关系类型。在这种关系中，现在不再被视为未来的先者，而是作为过去以系谱模式再循环的可能领域来思考的。未来被消解了，伸展着的现在并不远离过去。正如道莱斯(F.Torres)所说：“未来的差异不再从现在中寻找，而是要向后回溯、退后”（注：道莱斯：《已经看到》(Déàvu)，142页，Ramsay出版社，1986。）。马里翁(J.L.Marion)说：“新浪潮、日常生活中的广告更多地消解了所有未来相异性的机遇”（注：马里翁：〈没有未来的现代性〉(《Une modernité sansavenir》)，“争论”第四期，1980年(4)。）。正是在否认任何历史目的论、否认加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意义的基础，人们找回了我们丢失的这个世界的已经失去的美丽：那就是中世纪——被誉为与追寻根源相系的相异性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