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运动的基本意义

      现象学从它的“受洗”（注：这是B.Waldenfels的一个有趣而恰当的说法（参阅B.Waldenfels,Einführung in die Phnomenologie,München 1992,S.9）。它之所以恰当，乃是因为确切地说现象学在此之前已经孕育并诞生于布伦塔诺和施图普夫等人的思想之中。）至今恰好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它的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在1900-1901年发表两卷本的《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而坚定地提出以“现象学”命名的哲学理论与方法。在此之后的三十年里，伴随《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笛卡尔的沉思》、《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胡塞尔）、《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舍勒）、《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文学的艺术作品》（英伽登）等一系列现象学经典著作的发表，现象学的影响日趋广泛，普遍地作用于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大批现象学哲学家产生出来：普凡德尔、莱纳赫、舍勒、盖格尔、海德格尔、英伽登、帕托什卡、芬克，等等，他们使德国哲学本世纪前三十年的历史深深打上了现象学的烙印。海德格尔曾在回忆录中回顾说，“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注：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4页。）有人甚至说，在这三十年的德国精神生活中，没有一个创造性的成就不与现象学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当然，这个状况没有沿续到胡塞尔1938年的逝世便被政治局势的变化所中断。纳粹主义在1933年的上台迫使犹太血统的胡塞尔隐居家中，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以后的事态发展使得一大批思想家流亡国外。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象学运动在欧洲基本处于沉寂状态。

      直到40年代和50年代，由于梅洛－庞蒂和萨特的基本著作的问世，现象学精神才再次得到弘扬。《知觉现象学》、《想象物——现象力的现象学心理学》、《存在与虚无——关于一门现象学的本体论的论述》等等，所有这些标题都标志着现象学运动在法国的一次复兴。“没有一门哲学能像现象学那样强烈地作用于40、50年代的法国思维”（注：B.Waldenfels,Phnomenologie in Frankreich,Frankfurt a.M.1987,S.15.）。除他们外，还有诸如莱维纳斯、利科、亨利、阿隆等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展开，并且一同构成了法国现象学的特殊风景线，以致于人们有理由说，“法国找到了它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注：B.Waldenfels,Phnomenologie in Frankreich,S.15.）。

      60年代以后，虽然人们已经纷纷开始撰写现象学运动的历史（注：参阅伽达默尔《现象学运动》，载《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79页；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在1996年于香港召开的国际现象学研讨会上，美国现象学家Lester Embree也曾表露过总结现象学运动历史的企图。他将整个运动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德国本土现象学阶段、法国现象学阶段和美国—国际现象学阶段。但这个划分本身由于建立在一种大而统之的分类的基础上而被瑞土现象学家R.Bernet看做是“非现象学的”。还需要指出的是，胡塞尔本人对“现象学运动”的态度有所变化。早期他曾在积极的意义上谈及作为“哲学运动”的“现象学”和“现象学学派”，但后期则对这个运动抱以否定和怀疑的态度。），但这些历史似乎只对上半世纪以德、法为中心的现象学思潮有效，它们始终无法跟上广义现象学运动的发展。最宽泛意义上的现象学和现象学方法至今还在发挥效应。撇开对现象学运动的专门理论研究和历史发掘不论，当代世界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德国的哈贝马斯、施密茨，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拉康、李奥塔等等，都处在与现象学的对话领域。现象学现实效应的最明显例子就是，今天的思想界已经将“认识论中心主义”看做是以往哲学的狭隘偏见；然而如伽达默尔所说，“‘认识任务的转变’是通过现象学而取得的”（注：伽达默尔：《现象学运动》，见《哲学解释学》，第159页。）。除此之外，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与逻辑学或心理学一样，现象学如今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纳入到哲学训练的基本教程之中。

      今天当人们在谈到最初的现象学运动时，许多当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忘却。“现象学”一词所引起的联想主要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精神视域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十分广阔的。现象学研究的前辈罗姆巴赫在1998年的《现象学之道》一文的开始便说，“胡塞尔不是第一个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不是最后一个现象学家。现象学是哲学的基本思想，它有一个长长的前史，并且还会有一个长长的后史。”（注：H.Rombach,"Das Tao der Phnomenologie",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1998,Nr.1,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