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0）03－0064－05 很多哲学家都把探讨人的自由、价值、发展等作为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探讨人的自由问题必然涉及到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社会等关系问题，必然涉及到异化问题。卢卡奇在前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探讨的是集体主体——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在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主要探讨的是个体主体——个性的自由与发展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异化问题的探讨贯穿了卢卡奇的一生。从表面上看探讨的是同样的问题，但其实质与内容都不一样。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商品结构”和现代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物化（异化）现实，把辩证法看作批判这种异化现实的张力之源，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前提和保障。但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受黑格尔的影响，卢卡奇未将异化与对象化分开，因此，异化就带上了一种宿命论的色彩。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接受教训，将异化与对象化区分开来，从而为把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进行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卢卡奇前后期的异化思想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其原因何在呢？ 一、理论环境的变化 《历史与阶级意识》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左右。那时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内外交困，经过一战，整个欧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生产衰退，经济萎缩，社会环境急剧恶化。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与和平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呈现出繁荣景象。时代变化了，主题转换了，异化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新特点，卢卡奇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异化主要表现为人的能力的发展与其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抗。必须把日常生活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必须对人们的“声誉消费”进行批判，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发挥职能的舆论机器及其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所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不同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的异化上，放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在个人与类的关系上。 卢卡奇认为，在今天，大资本生产比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更加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前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具有发达的社会性同时又具有广泛的异化形式。资产阶级的各种舆论机器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以削弱人们对异化的反抗，它们利用科学、利用一些“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把满足人们舒适安逸需要的日常生活美化为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人局限在局部性之中，但在表面上又让人们相信，被资本控制的日常生活仍然是一个充满个性自由的世界。这就使得在今天扬弃异化更加复杂，并不是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了资本主义就可以扬弃它所产生的异化，异化的消除是一种复杂得多的过程。 萨特等人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但又把异化看作是“人类一般条件”的产物，永远都不可扬弃。萨特也讲人的自由与选择，但那是一种任意的自由与选择，只代表了对异化现实的一种虚弱的、主观的反抗。可见，对同一个时代的同一现实，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这是由于卢卡奇与萨特等人在理论前提、基础和方法论上是根本不同的。 二、理论前提的变化 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已认识到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之初，经济学家就把经济学看成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基本科学，而且也把经济学范畴看成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只不过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种拜物教态度，对这种态度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成物的自然属性……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1]（p.202）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一种拜物教，是一种偶像崇拜的方法论，上升到社会科学和哲学上就是不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通过这种关系进而钻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就是要揭示那种异化了的形式是如何把关系本身变幻成具有物的形态的东西的。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自觉地从马克思的经济学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讨范畴与存在的关系。他认为要破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的神秘化倾向，把目的性与因果性有机统一起来，把范畴看作存在的形式、存在的规定，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自觉地通过行动来改造“关系”，实现自我，这个实现的过程就是不断扬弃异化形式的过程。 当然，解释“存在”是各家各派都涉及的问题。新实证主义从否定方面排除了存在问题，存在主义从肯定方面研究了存在问题，从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到政治经济学、哲学，都与这一问题有关。卢卡奇认为《资本论》主要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哲学著作，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就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挖掘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内容。卢卡奇的这种做法不是混淆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2]（p.146）而是正确地看到了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资产阶级经济学囿于存在的直接性，不是从“生成”的具体历史性角度来理解存在，所以这种经济学只面向既定的存在。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则超越了这种直接性，去探讨经济现实及其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与矛盾发展，从而把物化的关系归结为人的关系。由这里就引申出马克思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发生学”的方法就是在经济学中运用的然后上升为哲学上的一般原则的方法。《资本论》第1卷表明，在马克思那里， “被看作是严格和精确的科学的经济学分析一再开启了对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的具有本体论类型的基本展望。这种统一表述出马克思的基本倾向，即从由科学的研究和方法所确立的事实中发展出哲学的概括，也就是对科学和哲学的陈述的彻底的本体论论证。”[3]（p.679）我们就是要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从抽象到具体并因而达到可理解的总体性——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