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通约性论点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隔离机制，它一直是我过去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的必要前提”[1]。然而也恰恰是这一论点， 由于其对科学进步合理性的正统观点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出版以后遭到诸多误解和批评。为了坚持他所创立的科学革命理论，同时也为了使该理论更加完善，库恩不得不在《结构》之后花去大量精力，在多种场合、以多种形式对令他头疼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进行澄清。但我们却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论点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结构》之中：不可通约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一词本来是古希腊的一个数学用语，其原意为无共同量度（no common measure）。 比如在正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之间，就不可通约，因为没有任何计量单位能够使其边长与对角线的长度成比例，并因而能相互度量。20世纪60年代，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以比喻用法共同将它引入科学哲学。库恩曾经这样谈论他引进这一概念的动因：“我是在试图理解过去的科学教科书中那些明显无意义的段落时想到它的。这些段落一直被当作原作者思维混乱和信念错误的证据来对待。而我的体验却与之相反，我认为那些段落是被误读了：通过发掘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名词术语的旧意义，可以除去无意义的表象。这些旧意义不同于后来流行的意义”。 在《结构》中，库恩是在强调相互竞争的学派或范式间的本质性差异时使用“不可通约性”的。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科学的目的就在于获得证实的或高概率的知识，所谓科学进步就是用一个说明事实更多、涵盖面更广的新理论替代原来的旧理论，而旧理论则归化到新理论中，成为后者在一定条件下的近似或特例。对于这种正统的科学进步观，库恩则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是：不同的学派或范式之间在科学语言、研究方法、问题范围和解答标准等诸多方面，都是不可通约的。具体说来，首先，不同范式的持有者对什么是科学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常常没有一致意见，他们的科学标准或科学定义也不相同。比如，在17世纪的笛卡尔派看来，科学知识必须能够从第一原理中推导出来，因而，牛顿通过实验而得到的结论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当后来牛顿派取得胜利以后，笛卡尔派所提出的引力原因问题便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了。其次，虽然新范式运用了一些与旧范式相同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在新范式中是以一种新的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因而它们的意义就改变了。当牛顿理论被爱因斯坦理论取代时，空间、时间、物质、力等基本概念便发生了这种意义变化。以空间概念为例，在牛顿理论中，空间是平直的，而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我们的世界位于弯曲的空间之中。理论名词意义的这种变化，导致竞争理论对同一客观过程的预测及对同一观察活动的结论报告，都只能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才能作出，要对它们逐一对照是不可能的。再次，不仅没有中立的观察语言，甚至连中立的观察内容都没有，因为理论渗透于观察之中，不同范式的持有者是在不同的世界里工作的。当两个工作于不同世界里的科学家集团从相同的位置朝相同的方向看去时，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一部分人眼中的鸭子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却是兔子。最后，与上述三点密切相关，不同范式的持有者即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方法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不同范式间上述几方面不可通约性的存在，使得不同理论间不能建立起必然的逻辑联系。科学家经历一次科学革命后，往往会发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因此，旧理论不仅不可能像支流汇入江河那样被包含在新理论中，而且相反，新旧理论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像鸭——兔图一样相互排斥着：当代的爱因斯坦力学和来源于牛顿《原理》的旧力学方程之间的关系是根本地不相容的，相信牛顿力学能够由相对论力学逻辑地推导出来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2]。 可见，在《结构》中，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含义是多方面的，革命前后的两个范式间在科学语言、问题范围、解答标准、研究方法上都不可通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点与科学革命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科学革命的标记是前后相继的两个范式间的不可通约；而不可通约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发生了科学革命，革命前后的两个范式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结构》之后：不可翻译 库恩一直都在坚持他的不可通约性论点。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他提出并坚持的科学发展中革命性变革的存在所决定的。然而，《结构》之后，在1969年的《对批评的答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Communicability）等著作中， 库恩对不可通约性的解释却有了显著的变化。他缩小了不可通约性存在的范围，只将其限定在语言上。他明确指出，科学哲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是比喻用法，“没有共同量度”意指“没有共同语言”。称两个理论不可通约，就表示：把理论看作语句的集合，没有能够把这两个理论毫无遗漏或损失地翻译出来的语言。这是因为，“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通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3]， 甚至连波普尔所主张的用于比较理论的基本词汇都不存在，“因为在从一个理论到下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单词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虽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着，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有了变化”[4]。因此，科学术语和概念的意义，往往随它们在其中展开的理论的不同而变化，当这些变化发生时，一个理论中的术语不可能用另一个理论中的某个名词来定义。这样，两个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就是由于不存在一种中性的共同的语言，造成两个理论的语言不能无遗漏或无损失地互译，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就是不可翻译性。但两个理论所共有的大部分名词还是可以翻译的，只是对于通常互相下定义的一小部分名词和含有这些名词的语句，才存在不可翻译的问题。库恩将不可通约性的这种温和形式叫做“局部的不可通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