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0）03—0075—06 形象地说，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哲学，就像一只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相对主义的幽灵从那里冒了出来，并很快在思想文化领域蔓延开来。按照马丁·霍里斯（ Martin Hollis ）和史泰文·拉克斯（StevenLukes）的说法，相对主义的主要形式有道德的相对主义、 概念的相对主义、知觉的相对主义、真理的相对主义和理性的相对主义〔1〕。 （Introduction P5—10）所有这些相对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否认有跨时代、跨文化的比较尺度。相对主义把一切信念、一切真理乃至一切实在都说成是“地方性”的，拒绝谈论哪个比哪个更先进、更真实、更有价值。在相对主义盛行的地方，人们以往视为神圣的东西统统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各种不可通约的“语言游戏”。 当代西方新理性主义是作为相对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和相对主义相反，新理性主义坚信跨时代、跨文化的比较尺度是存在的。它反对把理性和信仰、真理和谬误、科学和迷信混为一谈，极力维护理性和科学的尊严。然而，鉴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古典理性主义者——他们承认某种超验实在和超验真理——在相对主义的强大攻势下一一败阵的事实，新理性主义不得不为理性和真理另觅新的尺度。它力图证明，古典主义的基础虽然倒塌了，但理性依然屹立着。不过，在究竟以什么作为尺度的问题上，新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因为如此，新理性主义能不能关闭当代西方哲学的潘多拉魔盒，就成了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择取西方当代新理性主义的几种观点加以分析和评论。 一、评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建立理想语言交往结构的尝试 相对主义的一个理论根源是语言哲学，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以下略去“后期”二字——笔者）。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和经验事实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语言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工具，因而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各种社会生活形式是不同的，因此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只有“家族相似”，而没有什么共同的本质。这就是说，要在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间进行比较是徒劳的。如果两种语言游戏——譬如科学语言和非科学语言、西方语言和东方语言——之间没有共同的比较尺度，那么就谈不上孰优孰劣的问题了。 阿佩尔（K.O.Apel）和哈贝马斯（J.Harbermas ）赞同维特根斯坦语言是社会性的看法，却不赞同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共同的比较尺度。在阿佩尔看来，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批判整治语言的做法，本身就树立了一个对语言游戏进行比较的尺度。因此，他认为从维特根斯坦出发超越维特根斯坦，是完全可能的。他说：“简单地说，作为语言批判的哲学家必须明白，在描述语言的事业中，他就系于他自己所宣称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这种语言游戏反思地和批判地与一切仅仅是可能的语言游戏相联系。所以，哲学家总是假定，他原则上能够参加所有的语言游戏，或者说，进入与相应的语言团体的沟通。可是，这样一来，就包含了一个看来和维特根斯坦的命题相矛盾的假定，他认定，很多的并且是不同的语言游戏除了‘家族相似’以外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而不具有代表它们全体的本质特征。”〔2〕（P346）阿佩尔的意思是， 哲学家在参与具体的语言游戏活动时，他脑子里有一个“规范”，他就用这把尺度批判不符合这种规范的各种语言游戏。如果这把尺度是合理的，那么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成为一种理想的语言游戏模式。这样，维特根斯坦所谓语言游戏间只有“家族相似”的说法便难以成立了。 与此相似，哈贝马斯说：“理想的语言环境将最有可能被确切地比做先验幻象，除非这种幻象不是归结为不允许的超越（如把知性范畴作超验的应用），而是还要成为可能的话语的本质性条件。理想语境的期待对一切可能的交往来说具有本质幻象的意思，同时它又是一种生活形式的显现。我们不能先验地知道，这种显现是否只是一种来自不可避免的假设造成的假相，还是，只是近似地说，使这种假设的生活形式得以实现的经验条件。这种已被并入到普遍的实用性中去的可能话语的基本规范，包括了从那些观点来看的一种实践的假设。从这个假设出发——它必须被发展成一种交往能力理论并给出一个基础——社会批判理论开始了它的进程。”〔3〕（P141）我们知道， 哈贝马斯的确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合理的话语形式出发，力图建构一种理想的交往语境的。 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心意固然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真的超越了维特根斯坦。换句话说，在现实生活中建立一种理想的交往语境是否可能？我们应当承认，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语言交往中，通常是有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的，譬如要遵守不矛盾律，要以事实为依据等等。但是，充其量，这只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绝不是所有的语言游戏， 也不能代替所有的语言游戏。 正如鲁丁格·巴布纳（RüdigerBubner）在批评阿佩尔时所指出的：“从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对话这种评论性的决定出发，无论如何不能推出所有的对话，更一般地说，所有的语言游戏都明确地是理性的，以致于在某种场合指定的语言规则为评价所有其它场合的人们的言语活动提供了标准。相反，恰恰是这种理性的情况才可能是一种例外。机构中的语言游戏，如提问、劝诫或者命令（维特根斯坦喜欢的例子）遵循着十分不同的目标，就是说不同于知识进展和完成共同的任务。琐碎的日常谈话，精巧的对话，各种仪式以及并没有减少的修辞学领域——其目的是以某种代价在某件事情上战胜和说服某人——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语言游戏的日常用法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相互承认角色平等这一点并不是真实的，也没有始终运用明显的理性原则。”〔4〕（P78）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尚没有统一的语言游戏规则，那就更不用说不同社会中会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游戏规则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讲“理”的，但这两种“理”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西方哲学的“理”带有逻辑推论的性质，中国的“理”则带有经验直观性质。中国哲学从“理”中派生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形态，西方哲学从“理”中派生出了“自由、平等、人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