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20世纪西方没有哲学。”此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河清无大鱼”。在20世纪西方哲学舞台上再也见不到从前那种包罗万象的伟大哲学体系；二是“玛赛克式的多元化”。哲学流派林林总总，但没有一个流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充当整个西方哲学的代表。各派哲学划地为牢，彼此对立，甚至同一个流派的哲学家之间也迥异其趣。 由于缺乏完整而连贯的哲学图景，我们很难把20世纪西方哲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来把握。尽管如此，20世纪各派哲学之间、各哲学家之间也不乏一些世界观、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似之处和相通之处，从而透过多元化图景，我们仍可追寻到哲学史进程中的连续性线索。因此，20世纪西方哲学不是一座沉寂的坟茔，而是一个开放的多空间融合体。 一、时代 哲学是通过各个哲学家进入世界的，但是每一个哲学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文化空间中。从这种历史编年史的角度看，哲学家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早产儿。20世纪西方哲学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儿。他们生活在20世纪，并为20世纪进行哲学思维。他们的思想、活动乃至个人命运无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写照，无不与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世纪哲学先驱、20世纪科技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对20世纪哲学家的精神世界具有决定性影响。此外，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对他们的精神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自然科学取向的哲学家来说，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知识，尤其是弗雷格、罗素等人所开创的数理逻辑具有决定性意义。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奠定了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成为人工语言派分析哲学家的重要思想依据。弗雷格的《算术基础》（1884）则提出了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对语言哲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直接影响了某些哲学家的精神世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把哲学与社会分析融为一体，深入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人的异化现象，进而把社会批判理论与西方学生运动联系起来。他们根据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提出了乌托邦革命的理想，即建立一种没有本能压抑的“爱欲文明”和“健全社会”。 政治局势决定了某些哲学家的个人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持根斯坦未能如期去英国。战争期间，他在奥地利陆军服务，开始撰写《逻辑—哲学论》（1918）。战争期间，布洛赫是和平主义者，他到瑞士避难，在那里撰写了《乌托邦的精神》（1918）。20年代布洛赫加入了共产党。 纳粹上台后，大批德国哲学家被迫流亡国外。战争前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撰写了《启蒙的辨证法》（1947），着重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暴行。 1937年，雅斯贝尔斯因妻子是犹太人而被解职，甚至被剥夺了出版自由。对战争起因的反思，使他从早期克尔凯郭尔式的内在性哲学开始走向理性的生存哲学，进而把“无限交往”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 30年代，布洛赫曾为苏联当时的“清党”和“莫斯科审判”（1936～1938）进行辩护。这次辩护成为他一生“内心冲突”的焦点，因为这与他毕生所从事的博爱事业背道而驰。在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评价上，萨特、卡缪、梅洛－庞蒂之间也发生了激烈争吵，最终导致分道扬镳。 与同时代德国哲学家不同，纳粹期间， 海德格尔不幸站错了队。 1933年纳粹执政后，他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表示公开拥护希特勒。令人遗憾的是，1945年以后，他并未公开表示为过去的“政治迷失”承担责任。 二战极大地影响或改变了某些哲学家的生活、思想进程。战争期间，奎因在美国海军工作，马尔库塞则出任华盛顿战略服务局研究员。二战完全改变了萨特，使他由从不过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变成著名政治人士。战争期间他参加抵抗运动，创办《现代》杂志，并与卡缪、梅洛－庞蒂等人结成“革命民主同盟”。50年代他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但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后，同苏共、法共断绝往来。60年代他与罗素共同主持“国际仲裁战犯法庭”以反对美国侵越。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他积极支持学生，同年苏联入侵捷克，他坚决反对。1979—1980年，萨特又在欧洲第一电台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 60年代学生运动与某些哲学家，尤其是与马尔库塞相联系。马尔库塞被誉为西方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的《单向度的人》（1964）表达了“新左翼”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极度反感乃至摧毁这种文明的愿望；他的“大拒绝”理论被视为现代乌托邦革命的纲领。相比之下，面对学生抗议活动，阿多尔诺的态度比较保守。他对现实政治的超然态度使他卷入种种争吵和冲突中去。“新左翼”学生公开反对阿多尔诺，称他为反革命分子。1966年阿多尔诺在瑞士抑郁而死。 后期布洛赫的个人经历：再次表明了哲学家与时代的血肉联系。 1949年布洛赫从美国回到东德，并在莱比锡大学执教，但他与东德当局不断发生政治、思想上的冲突。1961年他访问西德时要求政治避难，以后一直执教于图宾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