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和心理支配人们的社会行为，又由这些动态的社会行为的总和构成社会历史的活动和进程。因此，历史角度的审视是社会心理分析和研究的不可忽视的侧面。法兰克福学派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致力于从社会历史结构和历史活动的视角，展开对社会心理意蕴的研究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化和提升理解社会心理活动的境界，具有启发性意义。 一、社会心理是人类历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中，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的解放，是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到本世纪初，人们发现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条件成熟而突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即使是其危机的发生，也没有形成相应的革命意识，似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发生了脱节。历史演变出乎人们的预期，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心理理论的产生。这一理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意识能动性作用，强调把心理分析运用于历史，并且强调由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组成的对社会心理意识的过滤机制，是历史发展不可忽视的中介。这一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卢卡奇20年代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之间，存在着日常心理状态；阶段意识由于被限定、压抑和阻止，而停留在日常心理状态时，革命决不会胜利。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发挥了卢卡奇的思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并未充分地阐释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具体联系，没有具体说明经济基础如何转化成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的，在他的理论中缺乏一个沟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转机制和历史中介环节。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缺陷，但“运用精神分析这门工具就能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一不足之处，就能阐明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种纽带”。（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这种历史中介，是由一种被称为社会过滤器的社会理解系统对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模式形成的关键性机制。 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社会性格是指一定社会独有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风尚。它是这个社会成员经过长时期的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特定心理意识和行为模式，是相对稳定的和定型的倾向。每个社会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结构，这正如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一样。这种性格结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人类欲望影响的产物，是一种媒介。社会性格的历史学意义在于，它作为纽带之一，在经济基础变为思想，或将思想变为经济基础过程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社会性格是外部各种因素内在化，由生产关系方式、劳动方式等塑造的，宗教、哲学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则依存于这种心理力量的升华；反过来，这种创造出来的思想和理想亦影响社会性格，它的指导作用通过社会性格在人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由此对经济和历史过程发挥影响。在对社会性格的理解中，人的行为是受心理和意识支配的，行为模式也就取决于心理意识的模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把重点放在对社会意识、尤其是对无意识的分析上，把人的和社会的心理意识，区分为社会意识和无意识。弗洛姆给社会无意识下了如下的定义：“我们所说的‘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对于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那是相同的被压抑的领域，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成功地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意识到的内容。”（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社会无意识乃指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受社会压抑而未达到意识层次的那部分心理领域，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又为社会所不提倡、所阻止、所限制的不允许人们意识到的体验。在弗洛姆看来，这些体验大都真实地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和完整的人性，潜藏着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基本解答。 由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产生着的体验和经验，经过滤器的作用，形成一定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的模式，即社会性格。弗洛姆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才能得以通过。”（注：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社会过滤器由三个因素组成： 社会过滤器的第一种因素是语言，“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上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中。”（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由于语言是生动的经验生活的僵化和复制， 由于语言无法描述许多丰富的、细致的体验，于是这些体验便不能上升到意识领域中，因此，就形成了对意识的过滤。语言的这种过滤作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语言的不同种类对表达不同经验的限定。特定的语言只能表达特定的经验，它使不能够用语言表达的经验，滞留在无意识的领域内。第二个层次是语言的句法、语法以及词根意义的不同，对表达不同经验的限定。语言的过滤，使一些内在的体验和感情无法进入意识层面和意识领域，因而也无法表现出来，而被压抑于社会无意识层次。无意识就只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就是梦——一种被遗忘的普遍的象征性语言。社会过滤器的第二种因素是理性逻辑，“逻辑是第二个层面，来决定人如何思想，来决定何种经验得以被我们察觉到。”（注：弗洛姆：《禅与心理分析》，中国民间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逻辑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中直接指导人的思维规律，它在相矛盾的经验中识别谬误，可因其“违背逻辑”或“荒谬绝伦”而阻止其通过。在一定社会中，符合逻辑的情感、体验可以进入意识层，不符合逻辑的情感和体验就不能进入意识层次而成为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遵循不同的逻辑思考，就会使一部分社会无意识压抑起来。社会过滤器的第三种、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禁忌”。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社会禁忌，不是指早期原始图腾崇拜、社会的习俗和礼节等，而是强调其现代的高级形态，即以理性的形态存在的社会禁忌，也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人们对事实的意识的压抑必须通过对许多幻想的接受而得到补充，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那末，灌输给我们的这些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我仅说明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是个人主义者；我们的领袖是英明的；我们是善良的；我们的敌人（无论谁是我们的敌人）都是邪恶的；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我们也爱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的婚姻制度是成功的，等等。”（注：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6—467页。）这种社会禁忌以外在的强制性为特征，它通过国家、政党、阶级、教会，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强加给人们，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得超过固定的范围，也可以通过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实现这种控制。因此，人们必须与意识或意识形态保持同一，谁敢越雷池一步，便有社会惩罚在等着他，或被认为是发疯的表现。我们来看看弗洛姆借助安徒生童话的分析：众多的社会成员已经经验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皇帝是赤身裸体的。但是，或是由于恐惧，或是由于意识层长期受到的教育——皇帝（领导人）是英明的、伟大的、华贵的、聪明的——诱导，这种经验遭到了压抑，众皆称颂皇帝的衣着多少华贵、漂亮，当一个小孩喊出来时，众人才如梦初醒，沉睡的无意识被呼唤到意识层面。社会禁忌对无意识的压抑正像童话中一样，它使“每个社会都会排除某些思想和情感，使它的社会分子不去思考、感受和表达它们，有些事情不但是不可以去做，而且甚至不可以去想。”（注：弗洛姆：《禅与心理分析》，中国民间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如果某些“不适宜”的经验或体验进入了意识领域，每个社会都会想方设法把它们重新遣送回无意识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