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一种问题存在、一种文化倾向、一种文明批判、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存状态、一种传统解构、一种未来创意、一种解决西方社会矛盾的药方、一种反思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新社会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崛起，90年代涌入中国。它首先是一种学术存在，也必将由此发散到各个社会层面，所以反思这一文化思潮，首先是学术界面临的严峻而重大的课题，完全拒斥或全盘接受或不加理睬这一思潮都不是明智之举，可取的态度是相互对话、相互超越。本文将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启迪，结合中国国情和全球问题，站在“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立脚点上，俯瞰“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与之相互对话以实现相互扬弃和相互超越。正是从这种视角出发，我提出了“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创意。 文章开头，我对“后现代主义”给出了种种设定，意在说明“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和“主义”，它大体是西方思想家们反思现代资本社会、现代工业文明以至现代信息文明所存在的林林总总的问题而散发出来的对未来社会和未来文明的形形色色的创意，这种种创意纷然杂阵甚至相互矛盾，如果说有统一之处，那就是反思“现代”并企图“超越”。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理想本质上是“后现代”的，他所创意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正是对现代资本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画，他面对的时代问题与“后现代主义”大体属同一视界。而马克思的国际劳动者和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立场，使马克思的哲学理想更具批判性和革命性，更带有“世界历史性”、“国际间性”、“全人类解放性”、“全世界劳动阶级性”等特点和优点，相对“后现代主义”，更具超越性和前瞻性。我承认“后现代主义”所面对的“当代”，确实出现了马克思尚未看到亦未预见到的新情况，他们所提出的种种“当下问题存在”是超越了马克思所在的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正视和研究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同时，我还认定具有全人类性的马克思哲学理想是超时代的，具有永恒的人性魅力，正如古代的文化大师其思想对于当代仍有魅力一样。马克思正与历史上的国际级思想大师一起同我们当代人对话，并一起涌向未来。人们应该在这多维对话中创意未来的人类哲学。 1 超越“人死了”的“个体人文精神”， 创意“类”精神和“自由个性”精神相统一的“人”“类”解放主义 人类哲学的主题几经转向，到当代，可以说各类哲学思潮普遍转向“人本身”这一“文化根本”。“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人的意义如何？”可以说成为当代哲学的首要问题。对这一“后现代问题”的种种回答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人死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话语。 “后现代”人文精神理所应当是对“现代”人文精神的超越。现代人文精神发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感性狂热。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所意味的正是近代人文思想家从古希腊、罗马人那里所发掘出来并发挥开来的关于人的精神，它表达着对人文学科的热爱，实现着对人的尊崇，以打碎宗教神学的牢笼和专制政治的枷锁。这一人性解放的火种，随后在启蒙运动中燃起了熊熊烈火。但这个面带诗意微笑的人文精神，同时又站立到坚硬的理性冻土上，这一冻土下面有4 块基石：理性万能论——科学理性是通向一切知识的向导和基础；宇宙机械论——宇宙万物都是按力学规律运动的机器，最后人也是机器；道德自律论——人应该按照理性的统一要求去生活，其未来才充满幸福；人无原罪论——人天生并不堕落，只是教士和独夫迫使人们堕落，天赋人权，人生来是平等的、齐一的。理性在本质上是对客观性、自在性、普遍性、必然性、唯一性、独断性的追求形式，理性哲学家们在以科学理性或实践理性来构造自己的独特哲学形态时，自然地把自己视为这客观性、必然性、唯一性的化身。客观必然性成了统治世界的霸主，而宇宙唯一性则内化为人的“唯一者”。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爱尔维修的“机器”、费尔巴哈的“爱”、克尔凯格尔的“上帝”和“个体”、尼采杀死上帝后的“超人”、萨特的“绝对自由”、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弗洛依德的“潜意识”、结构主义者的“结构”、语义分析的“所指”都在追求这“唯一者”。无论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只要刻意地追求这“唯一者”，那么，对人性的独断规定就必然扼杀人的“自由个性”。这种哲学独断话语移位于政治权力话语，“唯一者”就会转化为“官僚”专制和“工具”专制，进而转化为“资本”统治。独断的理性精神和“唯一者”理性精神的极端发展，演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对此，法兰克福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专门的清算，力图把人从理性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对此，我想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在对待人的“自由个性”或“有个性的个人”的态度上，曾被我们批判过但笔下留情且要吸取其合理内核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如黑格尔主义），对之是极尽扼杀之能事。而曾被我们视为死敌的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如尼采主义、存在主义则着手解除理性的绳索（至于斯大林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对之的扼杀与黑格尔主义并无什么区别）。其实，“理性”本身并不就是“专制”、“独断”的代名词，真正的理性本应表达宇宙、社会或文化的千差万别和无限多样，也本应显现人的个性。理性启蒙的问题是在于把表达千差万别的个性的理性收拢为一个超越具体理性的单一模式和统一体系。黑格尔哲学也并非不讲个性，问题是让个性收缩到绝对精神的“黑洞”。如此同一的“体系哲学，其绝对理性则转化为“唯一者”的人文精神，这“唯一者”才成了“独断论”和“独裁者”的精神培基。正是面对20世纪的战争灾难、资本榨取、独裁统治、工具专制对“个性”的扼杀，后现代主义才死命地解拆黑格尔的“绝对”，排斥斯大林式的“唯物”，拒绝各类“形而上学”，而承接了尼采的“上帝死了”，由福科这位猛士喊出——“人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