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也是一个近现代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们不倦追求解答的难题。从古至今，对人的自我反思与体认始终是人类精神关注的重大课题。纵观西方对人的认识过程，显露出从自然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到追求实践形态的逻辑路径。对此简单梳理可以大致窥探出人的认识的基本向度，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 1.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对人的研究也是从这里迈出它蹒跚的脚步。在古希腊，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的观念：人是某种原先就有的存在，但人又是不同于一般存在物的特殊存在。在人的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以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为代表。赫拉克利特用火来说明世界，认为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页。）人也受火支配，人的思想和灵魂都是一团火。因为人有思想，所以能够认识自然及其变化的规律——“逻各斯”。“逻各斯”是自然所固有的，也是灵魂所固有的；“逻各斯”不仅支配了自然，而且也支配了人的思想，因此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德谟克利特则用原子来说明宇宙万物，坚信人是大自然的产儿，自然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但是人凭藉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创造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因此反对人向彼岸神力救助的必要性。二是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否认人的自然性，认为人应当做的是根据预设的理念来造就和完善自己。他们认为，人不是自然物，而是一种创造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安放了灵魂，所以人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安顿好自己的灵魂，通过受教育和求知而使灵魂得到改善，最后将自我还给理念世界。这两种思考的思路折射出在人的问题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中世纪，人被宣布为上帝所安排的秩序的组成部分，人只是上帝的玩偶，人带着原罪来到世间，因此原罪和赎罪被认为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内容。按照基督教的信条，上帝早就注定了世界和人的命运，个人始终是一个被预设了的因素，是自动执行神的意志的盲目力量。衡量人的发展程度的因素，是看神的东西在他身上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而不是看人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反映了自己，这就注定了这种理论所带来的不是主体的自由和发展，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昧的各种特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8页。）这样人成了没有理性、没有情欲、 没有自己的个性和价值，甘愿受上帝和封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奴仆。 文艺复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力求冲破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塑造自觉能动、人性解放的现代主体性人格，表现为人的觉醒和“复活”。人文主义者大力张扬尘世幸福，鼓励追求物质享受。因为人是自然物质组成的血肉之躯，必然有物质和精神的自然欲求，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自然情感。因此人生在世，应该顺应自然而生活。人文主义者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发展，认为人的价值高于神的价值，人的伟大高于神的伟大。莎士比亚写道：“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注：《哈姆雷特》，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既然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于人自身的能力，那么人就必须为自己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战斗。 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光大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和平等的，人因为具有能维持自我生存，满足自我需要的能力，因而获得了一种区别动物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3页。）人的这种自由主体性使人类走出原始淳朴的自然社会进入不平等社会，当不平等达到极端的时候，人们用暴力驱逐暴君，重新回到自由平等状态。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于人类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通过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西方社会对人的研究，体现了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抗击皇权的价值倾向，在此过程中，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平等、人的幸福得到了张扬。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他们眼里，人的本性实质上就是自然本性。用人的自然本性为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提供说明，这样的见解是朴素的，其功绩是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破除了对偶像的崇拜，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展示自峰的价值。但离开人的社会性去探讨人艰难寻找到真正的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难免带上抽象的道德色彩和道德感叹。 2.在自然主义人学思想发展的同时，欧洲大陆各国产生了理性主义的人学思潮。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思想，在自然主义人学派那里就有这样的观点了，但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君临一切之上，或为最终的裁制者，人通过理性的能力，可以获至绝对自由这一最根本的本质，进而建立起人类主体的中心地位，则是西方近代哲学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一人类理性本体思想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中初具雏形，经康德最后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最终得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