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00）02 —0033—04 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理性与自由的精神一文化传统，在经过中世纪基督神学千年笼罩的漫漫长夜后，终于犹如初升的太阳一样照耀在为伟大的文艺复兴所开启的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地上。在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近代世界历史中，理性与自由以不容阻挡的生命力量开辟了自己勇往直前的发展道路，不断获得了它日趋成熟的典型形态。 理性与自由构成了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主题、核心和灵魂，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神学独断和政治专制、重新塑造和全面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根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理性与自由的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由于其革命性变革而空前丰富，成为马克思哲学彻底批判和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争取无产阶级自由和全人类解放的精神旗帜。 一 西方理性与自由的传统确立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柏拉图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分立为卓越代表和典型特征的古希腊哲学的精神，在根本上确立了以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则和合理秩序审察、反观、批判现存感性世界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不断推动了哲学家、思想家们以坚定不移的理性信念去设计、塑造现存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的理想范式，从而在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紧张及其对峙。正由于存在着两个世界二元分立的根本哲学前提，柏拉图才能够从《共和国》经由《政治家》到《法律》这样一个不断进展的思想序列，设计了一幅塑造现存世界的合乎理性的、强调以法治国之根本理政原则的、保障人的权利与自由的政治法律哲学。柏拉图哲学所确立的理性与自由的精神—文化传统，经由斯多葛派的推演和发挥而发扬在古罗马时代西塞罗的理性主义哲学中。西塞罗从柏拉图以及斯多葛派关于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分立并以前者规约后者的基本观念出发，把源于上帝、自然、理性世界的正义作为宪政文化的最深刻的合法性根据，构造了自然法（理性法）与人定法二元分立、并以前者作为后者最终根据的理性主义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框架。正是这种上帝即自然即理性的神圣而且深刻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信念，成为西塞罗追求完善的共和制、强调法治作用和法律尊严以保障自由的最深厚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即便在中世纪，理性与自由的传统也仍然没有中断，而以独特的方式和面貌生存、延续并缓慢发展在基督教神学哲学之中。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出发所作出的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二元分立，表明了他像柏拉图一样，试图以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神圣原则及其秩序去规约、构造世俗感性世界的深刻的理性主义动机。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的区别在于，他是在神学信仰的根本前提和基本框架下宣示了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二元分立，从而使柏拉图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二元分立的哲学观念笼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神学迷雾中。问题不仅在于奥古斯丁在神学历史观中宣布了上帝之城莅临人间世界的神圣庄严的性质，而且还在于奥古斯丁过度夸扬了教会之作为上帝之城的人间代表的地位。而正是基督教会以及它所确立的宗教审讯制度等严重压抑人类宗教思想自由的强力机关，理性以及为它所保驾护航的自由才进入了所谓的“监狱时代”。 托马斯在其神学形而上学中，依据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综合了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等人的哲学。他所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的根本宗旨在于说明，上帝作为推动者和第一原因，是至善至美的本原和宇宙的目的，正是上帝的存在才使整个宇宙和人间万物按照必然法则组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尽管托马斯与奥古斯丁一样坚持了信仰高于理性、理性为信仰服务的基本神学前提，但他仍然在这一前提下继承了柏拉图以来两个世界的基本观念，即以超感性的上帝作为世俗感性世界的合理运行的最终根源，以天国世界的理念原则作为审察、批判、重塑世俗世界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是说，托马斯神学哲学在基督教神学信仰的根本前提下依然贯穿了理性主义的态度与精神。正因为如此，托马斯才能够在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取向上反对集权和暴政，提倡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之优点的混合政体，主张建立合乎理性的法治的规范政治秩序，拒拆权力的滥用和暴政，以确保公民的利益及其自由。 二 文艺复兴标志了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的过渡，它的两大历史成果是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人文主义作为与经院哲学相对立的世俗文化，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学说。人文主义者从神学信仰的垄断开始衰败的时代倡导了一种崭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以人性论为深厚基础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命运和自由意志问题，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强调个人生存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要求现世的人生享受、精神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然平等，反对禁欲主义、来世观念和封建等级观念。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哲学向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提出了挑战，在实验观察和科学方法论上作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自然哲学家们把笼罩在神学信仰下的人的理性精神不断独立、凸现出来，强调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的理性智慧才是认识自然的真正工具。而探索自然、探索宇宙的人的理性与自由力量的充分发挥，就导致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孕育及其诞生。 宗教革新运动彻底震撼了教会神权统治的基石，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运动，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它是在宗教方式下进行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宗教革新运动的两个杰出的代表是路德和加尔文。路德宗教革新的核心问题是灵魂如何获救的问题。路德排除了教会教士在人的获救问题上的中介作用，主张任何人都有同等地位理解圣经和接受圣经的启示，人人有权解释圣经，并在其中与上帝进行交流。因此路德改革精神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剥夺了罗马教皇垄断圣经、解释圣经的特权，反对教会等级制；路德反对的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信仰的权力化、专断化和独断化。这就为所有基督徒争取了平等与自由，客观上促成了宗教自由的发生。加尔文与路德一样认为教徒因信得救，但他主要发挥了奥古斯丁的预定说。他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帝的永远不变的预定，上帝已经预先安排好了对人的拯救，人被拯救还是被遗弃取决于上帝的挑选。同时加尔文又认为，人们不愿放弃现世的努力，因为只要个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就是实现了上帝赋予的预定的使命，是人死后可以得救的可靠证明。总之，宗教革新运动所产生的新教伦理使资本主义行为与资本主义规范达到了有机结合，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